就人的本性而言，没有不贪生厌死的，（难免要）怀念父母和妻子儿女；至于为正义和公理所激奋的人，则不是这样，那是因为有所不得已的缘故。现在我不幸，早年失去了父母，（又）没有亲兄弟，独自一人，至于对妻子儿女怎么样，少卿是看得出来的吧？况且勇士不一定死于名节，而怯懦的人仰慕道义，则随时随地都可以勉励自己不受辱。我虽然怯懦，想苟全性命，却很懂得舍生取义的道理，何至于甘心接受绳捆索绑的侮辱呢!再说，奴婢侍妾一类人，尚且能自杀（而不受辱），何况我是不得已啊？我之所以含垢忍辱，苟且偷生，情愿被囚禁在粪土一般的牢狱之中，是因为我的心愿尚未完全实现，耻于默默无闻而死，而文采不能显露给后世的人们。
古代拥有财富、尊位而姓名埋没的人，不可胜数，只有卓越超群的人才为后人所称道。文王被拘禁在里时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穷的境遇中编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后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写出了《国语》；孙膑被砍去了膝盖骨，编着了《兵法》；吕不韦被贬放到蜀地，有《吕氏春秋》流传世上；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下了《说难》《孤愤》；（至于）《诗经》三百篇，也大多是圣贤们为抒发郁愤而写出来的。所有这些作者都是心中感到抑郁不舒畅，他们的思想观念不被当时的人们接受，所以叙述所经历的事情，让后世了解自己。例如左丘明眼瞎了，孙膑的腿断了，毕竟不能为世所用，（于是）回家着书，抒发心中的郁愤，想留下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我不自量力，近来将自己的心愿寄托在无用的言辞上，搜集世上散失的文献，粗略地考证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统观他们由始至终的过程，考查他们成功、失败、兴起、衰败的规律，上起轩辕黄帝，下到如今，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章，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计一百三十篇。也想用来探究天道和人事的规律，弄清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过程，成就一家的学说。（此书）已经起草，尚未完成，就碰上这桩祸事，惋惜它没有写成，因此宁愿接受宫刑而没有怨怒的表情。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使它流行于大都会，这样我就补偿了前番下狱受刑所遭到的侮辱，即使一万次遭到杀戮，哪里有悔恨呢!可是，这番话只能说给有见识的人听，对俗人就难说了。
况且，在负罪的情况下不容易处世，身处卑贱，受到的非议和指责也就很多。我因为（对皇帝）说话（不谨慎）而遭到这桩祸事，深深地被邻里同乡所耻笑，以致先人蒙受污辱，还有什么颜面再为父母扫墓呢？即使再过一百代，也只是耻辱更甚而已!因此我心思重重，极为痛苦，在家时总是恍恍惚惚，好像丢失了什么，出外时又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每想到这桩奇耻大辱，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将衣湿透!我现在身为皇宫里的小臣，怎么能离开皇宫去过山居穴处的隐士生活呢？所以，我只好随波逐流，按照时代的风气行事，用来抒发内心的悲愤。如今少卿却教导我推荐贤能之士，这岂不跟我私下的愿望相违背吗？尽管我（也）想打扮自己，用美妙的言辞粉饰自己，可这对世俗没有好处，不能取信于人，恰恰是只能招致侮辱罢了。总之，到死的那一天，然后是非才会有个定论。这封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意思，（只能）简略地说说一些固塞而鄙陋的想法。谨再次致意。
二、一篇足以使司马迁“复生”的奇文（郭双成）
《报任少卿书》（编者注：即《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字少卿）的一封信，原载《汉书·司马迁传》中，后来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又将它收录进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文选集《文选》里。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之外的一篇不可多得的“雄伟奇谲”的名文。陶渊明有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司马迁写给任安的这封信，就够得上说是一篇“奇文”。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样，这也是一篇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它们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两篇文章，是姊妹篇。虽然两篇文章在写法上有所不同，《太史公自序》以叙事为主，其中“有些话是司马迁不愿说而不能不说的假话” （参看张维华《司马迁的史学》一文，收入《汉史论集》一书中，齐鲁书社1980年3月出版。），有些地方说得比较隐约，《报任少卿书》由于是私人信件，以抒情为主，是“抒愤懑”之作，除有一些地方使用曲笔之外，总的来看作者是用比较显露的手法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尽管二者存在着如上所说的这些不同之点，它们同为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和重要参考资料，大家的看法则是一致的。
自《报任少卿书》问世以来，产生了不少“仿作”（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三册935—936页上列举出了一些“仿作”的篇目，可以参看。），说明了它在我国的历史上（不只是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笔者写这篇文章，是想就《报任少卿书》研读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发表个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喜爱研读《报任少卿书》的读者参考。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
研读《报任少卿书》，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它的写作时间问题。
这个问题是一个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这里有两种可供我们采取的说法。一种是王国维先生的作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十一月的说法，另一种是古今不少人主张的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十一月的说法。王说见于他所作的《太史公行年考》：“案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年（指太始四年──引者）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指《报任少卿书》──引者）所云‘会东从上来’者也。又冬十二月幸雍，祠五畤，《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者也。是《报任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或以任安下狱，受卫太子节，当在征和二年，然是年无东巡事。又幸雍在次年正月，均与《报书》不合。《田叔列传》后载褚先生所述武帝语曰：‘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按原文当作“常”──引者）活之。’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报安书，自在太始末审矣。”我认为：王国维先生在《太史公行年考》中关于司马迁生卒年的考证，大体上是可信的；关于《报任少卿书》写作时间的考证，却不能不使人发生怀疑。今人程金造和李伯勋曾先后发表文章（见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一文的第三部分《从‘报任安书’商榷司马迁的卒年》（收入《司马迁与史记》一书中，中华书局1957年9月上海出版）；李功勋的文章《司马迁生卒年考辨──驳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载于《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这篇文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的说法，是笔者所不同意的，但关于《报任少卿书》写作年代的论定，笔者认为是有可取之处的。），都比较详细地论证了王说的不可靠。他们的说法虽然还不能说是无懈可击的，但大体上是可信的，他们根据过去一些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认为《报任安书》写于征和二年十一月的说法比较可靠，是笔者所同意的。这里 我想再从语言运用的角度谈一些看法，以补充论证王说的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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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册 第三单元 单元说明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曹雪芹著，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因当时社会环境和手抄流传，使仅保存80回，现版本很多，通行本后40回高鹗续（或无名氏），对作者原意篡改极大且对古本进行过修改，特别是结局，贾家毋庸置疑会走向衰亡，而不会像续本那样复兴。
- 第六册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 第六册 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
- 第六册 语言的演变
- 第六册 语言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