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少卿书》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奇文”呢？这是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要论及的第二个问题。
在我看来，这是一篇足以使司马迁“复生”的“奇文”。司马迁不是一位“古人”吗？死了的人又怎么可以“复生”呢？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的结尾曾这样意味深长地写道：“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鲁迅在这里正是向人们指出了：凡是那些在历史上对自己的时代、对民族、对人民做出过自己的一定贡献的人物，尤其是其中的那些革命者，后来的人们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总是会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使他们“复生”，不断地说起他们。最近这些年来，报刊上不但发表了不少研究司马迁这位古人及其伟大着作《史记》的文章，而且还有历史家和剧作者用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形式，在历史小说中和戏剧舞台上再现了司马迁的历史形象。后面这种情形，不是可以说是现代的人们在用文学艺术这奇妙的办法，又使司马迁“复生”了吗？
但对于这样一篇足以使司马迁“复生”的“奇文”，人们在它产生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并没有达到对它的精神实质的正确的理解。究竟怎样才算是达到了对这篇“奇文”的精神实质的正确的理解呢？在这里，我要提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这样一个文学“掌故”：清代有一位文艺理论家叫包世臣，在其所着《艺舟双楫·复石赣州书》中，谈到他和他的朋友石赣州在酒席宴间曾经讨论到对《报任少卿书》的理解，包世臣认为“二千年无能通者”。石赣州于是便向包世臣请教：原因何在？怎样才能掌握住《报任少卿书》的精神实质？包世臣当时告诉他：像阁下这样一位“博闻深思”之人，“诵之数十过，则自生疑，又百过当自悟。”石赣州当天晚上即遵照包世臣的嘱咐，将《报任少卿书》读了一些遍，第二天又特地找上门问包世臣说：“客散后，即检本讨寻，竟不能得端绪，唯觉通篇文意，与‘推贤荐士’不相贯串耳。敢请其指归。”包世臣便又告诉他：“阁下半夜之间，多则数十过，何能即悟？请再逐字逐句思之，又合全文思之。思之则已，则有得已。求敢吝也？凡以学问之道，闻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后来两人分离而居，过了一年多之后，石赣州又就《报任少卿书》的理解问题写信给包世臣再次向他求教，这使得包世臣觉得不好不向自己的朋友讲一讲他对《报任少卿书》的理解了：“窃谓‘推贤荐士’，非少卿来书中本语。史公讳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而斥少卿为天下豪俊以表其冤。中间述李陵事者，明与陵素非相善，尚力为引救，况少卿有许死之谊乎？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结以死日是非乃定，则史公与少卿所共者，以广少卿，而释其私憾。是故文澜虽壮，而滴水归源，一线相生，字字皆有归着也。”我觉得，关于《报任少卿书》的精神实质，包世臣的话是概括得很好的，为我们研读《报任少卿书》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就这个问题谈自己的什么看法了。我只是因此而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的人们虽然没有今天的我们所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观点，但他们有时读书心细如发，因而所提出的一些看法，也仍然是有参考的价值的，值得我们重视。
（三）
关于《报任少卿书》，笔者要论及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向司马迁提出的那种“发愤着书”的精神学习的问题。
在《报任少卿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集中表现了司马迁的“发愤着书”思想：“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将这一段话写了进去（只在字句上稍有不同），可见司马迁对这一段话的重视。正是在这种“述往事，思来者”的思想指导下，司马迁广采历史旧闻，考其成败兴废之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终于完成了《史记》这一伟大着作。两千多年来，司马迁所提出的这个“发愤着书”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钱钟书先生在其所着《管锥编》第三册中，曾引述了从汉至清的许多人在这方面的论述，然后指出：此间虽也曾偶然有人出来唱反调，“然犹一齐之傅，无以易众楚之咻也。” （参看《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936—938页。）在最近发表的《诗可以怨》（载《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一文中，钱先生又指出：“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联系到《史记》的写作，他还指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着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甚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悲鸣或怒喊了。”司马迁之能写出《史记》，自然也就是他之所谓“郁结”“发愤”的结果。杜甫诗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发愤着书”应该说是一条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许多生平坎坷的作家所无法逃避的残酷的规律。
在今天，我觉得我们对司马迁提出的“发愤着书”的思想应该有超过前人的更进一步的理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感情的因素在文学创作中可以起巨大的作用，但不能将科学推向前进时，曾这样指出：“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指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社会弊病──引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可是愤怒一用到上面这种场合（指要证明社会弊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引者），它所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的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89页。）司马迁由于在李陵事件中为李陵说了一些辩护的话，从而遭到了可耻的腐刑，他是被深深地激怒了，但并没有停止在愤怒上，而是还在此基础上对他所要加以叙述和研究的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为止的一部中国通史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结论，这是司马迁之所以不仅成功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成功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家的原因所在。鲁迅有一句名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司马迁不正是在“痛定之后”，以《史记》这部大书“长歌当哭”吗？很难想像，如果司马迁在巨大的悲痛之后不继之以理智的思考，而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兼历史家。晚清的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指出：“《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刘鹗综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将《离骚》以来的一些诗词、散文、传记、绘画、戏曲和小说都说成是由“灵性”产生的“际遇之顺逆不与焉”的“哭泣”之作，显然是有片面性的，因为人的感情的变化，环境和遭遇起很大的作用；但他看到了感情的因素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把《史记》看作是“太史公之哭泣”，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有一定的合理因素。除此之外，如再能估计到人的理智的因素在文学创作中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其看法就会是全面的了。司马迁在提出他的“发愤着书”的思想时，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他的这个主张包含着感情和理智两种因素在内，但从他提到的那些“发愤着书”的例子来看，实际上是包含着这两种因素的，特别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有着大量的带着激情和理智的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描绘和分析，这说明他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在将他所提出的“发愤着书”思想付诸实施时，是将感情和理智的因素并重的。我想，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于我们今天的一切文学家、诗人、剧作家和文化科学工作者还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值得我们向司马迁学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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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册 第三单元 单元说明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曹雪芹著，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因当时社会环境和手抄流传，使仅保存80回，现版本很多，通行本后40回高鹗续（或无名氏），对作者原意篡改极大且对古本进行过修改，特别是结局，贾家毋庸置疑会走向衰亡，而不会像续本那样复兴。
- 第六册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 第六册 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
- 第六册 语言的演变
- 第六册 语言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