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面，我想谈一谈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所谓“会东从上来”，这话该如何解释。上面提到的程文这样指出：“我认为是指从武帝由甘泉回建章宫，更由建章回长安说的。建章宫在甘泉东而偏南，长安又在建章东而偏南。说成现代话，就是‘从上来到东边’。东是指回京，所以服虔注曾说‘从武帝还也’。如果有人认定要按王国维的句法来解，是‘从上自东边来’，那末，八月太子死于湖，九月或十月之时武帝作‘思子宫’，为望思归来之举于湖；湖地在长安东面、偏南，这也和‘从上东来’相合。但是仍然是以‘从武帝由甘泉回’的说法为正确，因为史记里多有这样的句法。”李文也指出：“我的看法与王氏不同，‘会东从上来’一语，是指征和二年七月汉武帝从甘泉宫还长安而言的。据《汉书·武帝纪》：‘征和二年夏，幸甘泉。’七月，京城长安发生了太子刘据发兵诛杀江充的非常事件，汉武帝闻讯，急忙从甘泉宫还长安。甘泉宫，在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是汉武帝夏天避暑的离宫，距长安约二百里。刘彻从甘泉宫还长安，从方位来说，是背西面东而行的。而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之职，是刘彻的当然随行人员，也必然跟随汉武帝还长安，这就是‘会东从上来’一语的正确解释。这个看法，并不是我的新解，朱东润、王力两位先生，早就是这样解释的。”（见朱东润着《史记考索》234页、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下册第一分册857页。）为什么说王国维的理解是错误的呢？程、李两文都是力图从历史和语言运用的角度证明这一点，而从语言运用的角度立论未免语焉不详。顾炎武曾经指出：“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涂，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通鉴兵事条》）我认为我们先不必他求，只需把叙述“秦楚之际”事迹最详的《项羽本纪》中对于方位词“东”当作动词或副词（作状语）用的例子找出来，就可以证明王国维对“会东从上来”这句话的理解是错误的。请看如下这些句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诸侯虏吾属而东。”“收其货宝妇女而东。”“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晨击汉军而东。”“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毋令得东而已。”“乃东，行击陈留、外黄。”“东至睢阳。”“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项王乃复引兵而东。”“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不难看出，《项羽本纪》中使用这些“东”字，不管是用作动词，还是用作副词（作状语），都是“往东”的意思，而不是如王国维所理解的“自东边来”的意思。再以《周本纪》对“东”字的用法来看，亦可证明王国维对“会东从上来”这句话的理解是错的：“东观兵，至于盟津。”“以东伐纣。”“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辟戎寇。”“凡我周之东徙，晋、郑焉依。”“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洛邑。”“东巡狩至河南。”不难看出，《周本纪》中使用这些“东”字，不管是用作动词，还是用作副词（作状语），也都是“往东”的意思，而不是如王国维所理解的“自东边来”的意思。扩而论之，我们细检《史记》全书所有用到“东”字的地方，也无不作如此讲。这样看来，程文所谓“史记里多有这样的句法”，我想是可以得到证明了。其实，何止《史记》里多有这样的句法，我国古代其他一些古书里，把“东”这个方位词当作动词或副词用，也都是“往东”的意思。这里也举一些例子。如屈原在《哀郢》一诗的开头这样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游国恩先生认为：“是屈子以是年二月之甲日，自郢都启行，顺流东下也。”所谓“东迁”的“东”字，在这里是用作状语形容“迁”字，是“往东”的意思；接下去，《哀郢》中又有这样的话：“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游国恩又认为：“此言浮江而下，经洞庭湖入江之处也。其行程乃自西而东，故曰逍遥来东也。” （游说见其所写《论屈原之死及楚辞地理》一文，收入《楚辞论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4月上海版，71页。）这里说得更清楚：“东”即是“自西而东”，也就是“往东”的意思。再如《左传·僖公三十年》叙述秦晋之战的经过有“秦师遂东”（《史记·秦本纪》作“秦兵遂东”）的话，“东”在这里是用作动词，是“向东进发”、“开向东方”的意思，也就是“往东”的意思。《战国策·燕一》有这样的话：“故王不如东苏子，秦必疑而不信苏子矣。”这里的“东”字是“使……往东”的意思，“东苏子（苏代）”就是“让苏子往东（指齐国）”。生活在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其所着《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中叙述黄道婆的事迹时，这样写道：“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所谓“东去”，是“往东离开”的意思，“东”在这里是用作状语形容动词“去”，也是“往东”的意思。我想，不需要再举更多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王国维先生对“会东从上来”这句话的理解确实是错了。
其二，王国维先生改褚少孙所写任安传中所引汉武帝语“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中的“常”字为“尝”字，也是很不恰当的。在古书中，“常”、“尝”二字有时是可以通用的，如《荀子·天论》：“是无世而不常有之。”《洛阳伽蓝记·卷四》：“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这两个“常”字就都作“尝”字解。再如《汉书·司马迁传》所引录《报任少卿书》中的一句话是：“仆尝厕下大夫之列”，《文选》李善注本作“仆常厕下大夫之列”，这正可以说明“常”、“尝”二字有时是可以通用的。但在汉武帝所说的那两句话里，却不可以改“常”为“尝”，上面已提到过的程文指出得很对：经过这一改动，“则与上文‘罪甚众’的‘众’字不相应了。”就假定武帝的话是可靠的，那是说武帝曾经不止一次地“活之”，经王国维一改，就把多次“活之”一变而为一次“活之”，从而去坐实他的“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的说法，显然就是很牵强的了。照王国维先生的这一论断，说的是任安于太始四年十一月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已不可考）而被汉武帝抓进了监狱，但后来又被汉武帝赦免了出来，只是一场虚惊；司马迁在当时没有估计到这一点，认为任安这一次犯罪很有可能要被处决，因而就写了这封被后人称作《报任少卿书》的信给他，在我看来，这一看法恐怕应该说是王先生驰骋想像的产物吧。
鉴于王说存在着如上所说的一类无法消除的可疑之点，因此现今便有不少人同意清代一些人（如赵翼、沈钦韩等人）就《报任少卿书》的写作时间所作出的论断：这封信不是写在太始四年十一月，而是写在征和二年十一月。近年来，虽然也仍有人写文章为王说辩护，力图证明王说的正确，但他们的文章也并不能消除王说存在的那些可疑之点。（陈尽忠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上发表的《释〈报任安书〉的几个问题》一文，黄振民在《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上发表的《〈报任安书〉写作年代辨》一文，都是重申王说正确的文章，他们的文章对我们研读《报任少卿书》是有帮助的，但在我看来，也都还有值得推敲之处。）我在这里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就《报任少卿书》的写作时间问题，发表了如上的看法，只是希望能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罢了。今人杨伯峻先生在其所撰《列子集释》一书的《附录三·辨伪文字辑略》中收入了作者自己写的《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着述年代考》一文，认为“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真伪以及它的写作年代应该是科学方法之一”，“从语言上着眼，不仅可以鉴别古籍的真伪，审定它的写作年代，还可以从方言的角度考察作者的籍贯或者国别”。我在这里之所以企图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去论证《报任少卿书》的写作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杨伯峻先生启发的结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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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册 第三单元 单元说明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曹雪芹著，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因当时社会环境和手抄流传，使仅保存80回，现版本很多，通行本后40回高鹗续（或无名氏），对作者原意篡改极大且对古本进行过修改，特别是结局，贾家毋庸置疑会走向衰亡，而不会像续本那样复兴。
- 第六册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 第六册 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
- 第六册 语言的演变
- 第六册 语言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