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难不难，该谁说了算【熊丙奇博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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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编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对我国的教育制度研究的很透，也通解各国良好的教育制度。为多家杂志专栏作者。

最近，有关鲁迅作品被替换出教材的消息，引起舆论关注。有网络调查显示，71.5%的网友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鲁迅的作品是经典，代表“民族魂”；20.9%网友赞同，觉得鲁迅文章的内容对于中学生来说，太深刻了；7.6%的人“无所谓”。

网友的参与热情令人感动，可问题是，这对既定事实恐怕影响不大。当教材已经出版、使用，大家才发现其中的变化，即使表态支持或者反对，投入使用的教材也不可能马上修订；而下一次修订如果还是不告诉公众，由几位编写者操刀，结果仍然是重复上一次的老路。事实上，教材撤换鲁迅作品引起的争议，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才是对教材编写争议的真问题—我国教材编写开放机制不足，内容一般由行政部门和委托的专家确定，通过行政部门的审定后，再确定采用给中小学教学使用。如此编写教材，教材编写者很少听到学校、老师、学生和公众的意见，往往依照行政部门的意图和自己的理解，选择教材的内容，其编写只对委托的上级行政部门负责，教材遭遇争议几乎是必然的。要减少这类争议，提高教材编写的质量，就有必要建立开放的教材编写机制。

近年来，围绕语文教材编写的争议，不断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其他学科的编写其实也有争议，只是由于专业性更强，而未引发广泛的关注），除了鲁迅作品的变化之外，语文教材内容流于“假大空”、编者夹带私货等现象也引来质疑。但有意思的是，争议和编写并不相关，因为争议发生在教材编定、使用之后，而不是在编写的过程之中。换句话说，是大家“白操心”。

多年前，我国就针对教材编写缺乏竞争的问题，采取措施改变全国统一版本格局，允许教材有多个版本，供学校选择。但总体看来，实行多个版本之后，教材的编写还是由行政主导，并不是由出版机构自行出版，学校然后自主选择，于是问题依旧。一方面，教材的编写质量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学校不能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教材，导致办学缺乏个性和特色。

从发达国家教材编写、使用的经验分析，在教材编写、出版时，由出版机构按有关教材的规范自主进行，而学校则通过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共同参与决策选择哪个出版机构的版本，这样的教材编写、选用机制，既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促使出版机构重视编写质量—为了让更多的学校选用教材，教材编写者必然在编写时广泛听取意见，那些质量不高、充满争议、低水平错误频出的教材，是不可能被选中的；同时也落实了学校的自主办学，选用不同的教材，也是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一部分，甚至可允许学校自编校本教材。

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推进教育去行政化，这体现在教材编写、选用上，就是打破教材闭门编写的模式，建立开放的教材编写新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围绕教材编写的争议，提高教材编写的质量，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