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址是第二个困扰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因素。在调查中了解到，在北京的部分民办非学历学校办学堪忧：有的学校租地，有的则干脆“借地儿”，办在一些大学校园里，租几栋楼就成了一所学校。非固定的办学地点让一些学校频繁更换校址，有的10年内已迁址4次之多，平均每两年多就要搬迁一次，由此必然带来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不安定之感，以及归属感的淡薄。
采访中得知，为了改善窘境，北京东方大学于2008年由海淀迁往朝阳，约200多亩、合同期为15年的租用地改善了办学条件。“可是租的地方终归不是自己的，学校不敢投资太多。”该校常务副校长武恩学表示。
身份和定位的不被知晓是困扰这类学校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北京朝阳区某商场门口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随机调查50名路人中，28名受调查者的第一反应是“虚假大学”，16人认为其为公办大学，仅有6人知道其为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
由于这些教育机构不能颁发学历和文凭，只能提供学校印发的毕业资质。如果学生想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就得通过成人高考、自考等渠道，继续求学。“现在的社会大环境下，学历仍被大多数人所看重，找工作、升职时文凭常被设为硬杠杠。这些无法提供学历和文凭的教育机构自然招不到充足生源。”有专家指出，尽管这些学校都努力通过校企联合等方式，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但是，“非学历”依然是这些学校吸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种种与生俱来的先天缺陷，加之一些学校虚假宣传、虚假招生、教育质量不高，使得这些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内外交困。
大浪淘沙中加快自身调整
从发展30年的民办高等教育历史来看，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公办高等教育的社会供给严重不足，民办高等教育作为市场补充的角色出现，以“助学”、“助考”等方式迎合了大批青年对于教育资源的渴求；90年代初期，政策的松动使得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一些学校还取得了学历颁发资格，被纳入国家学历教育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学扩招开始引起生源紧张，这让各非学历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起来，我国也相继出台一系列国家和地方性政策法规，规范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
经历了二三十年来命运的跌宕起伏，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所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深有感触：“90年代我们辉煌着呢，那时候学校名气很大，招生根本不用愁！”往昔的辉煌与今天招生人数不足300人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发展近30年的老牌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落得近景凄凉。
内忧外困与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是相生相伴的，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伴随着这些问题一路走来，在生源锐减的今天迎来了发展的拐点。在生源充足的前些年，一些学校重金投入宣传招生工作中，却忽视了学校内部的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等生源危机出现，却突然惊醒学校没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当生源锐减将人口红利的外衣褪去，教育特色和教育质量的问题就凸显出来，这成为每一位办学者不得不深思的问题。”有专家指出。
专家的观点点到要害，在市场为王的今天，一些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并没有清晰的办学思路，在提出宏大规划目标时，却罔顾实际。朝阳一家该类学校展示的学校规划中，“要在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百所名校之一。”豪气冲天的口号下，却是招生人数不到200的窘迫现实。还有众多学校在专业设置上，片面照搬和移植普通高等教育，护理、民航、计算机、新闻、金融等专业几乎各校都有，盲目追求“大而全”，特色不鲜明，定位不清晰，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可言。
为此，有专家表示，人数减少等现实束缚将倒逼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内部重大改革，苦练内功，形成核心竞争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特色优势专业。能否跟上社会发展，能否适应行业需求，将决定该类学校的出路。
大浪淘沙。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究竟如何调整自身，接受市场选择？无疑，政府应该释放应有的体制机制活力，加紧落实政策，并形成比较完善的外部监督机制。而民办教育也须躬身自省，剔除不理性、不正规的发展选择，切实提高教育质量，树立品牌意识，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特色道路。唯如此，才有可能健康成长。当然，这条路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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