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钻研过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着作，对于中国文学，卡夫卡的兴趣主要在诗歌上，他喜欢李白、杜甫、白居易的作品。
（选自张玉书主编《20世纪欧美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三、《变形记》的艺术特色
《变形记》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第一次深刻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卡夫卡曾说过：“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也就是金钱、机器、生产方式操纵了“人”，把“人”变成“物”的奴隶，使人最终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卡夫卡的《变形记》则把这种常见的现象典型化了。作者描写的格里高尔在生活重担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表面上看，似乎是荒诞无稽的，但是，通过变形这样的象征手法，揭示的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个普遍真理，即人创造的物，作为异化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它们操纵着人，把人变成奴隶。人成了不能支配自己的奴隶，也就是“非人”了。不能支配自己的“非人”和其他动物有什么两样？这样说来，变成甲虫不也很自然了？把虚幻的离奇荒诞现象和现实的本质真实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真正的“卡夫卡式”的小说。此外，卡夫卡还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变成甲虫后的思想活动和所遭受的冷遇，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灾难感和人的孤独感。人变成了“非人”，不能自已后，就再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无从猜测的灾难都随时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格里高尔的遭遇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受害者的缩影。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也被暴露无遗。以前，他是主要养家之人。这时，他的亲人为之着急的不是骨肉之情，而是因为他不再能为家里挣钱，甚至成了他们的“家丑”和“家庭负担”了。因此，到最后，谁也不同情他、怜悯他，要把他“弄出去”。他被遗弃在黑暗中，杂乱的家具堆中，没人清扫的房子里。他便在孤独中悄然死去。他的死亡，倒使家里人如释重负，得以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酷的金钱关系。
《变形记》在艺术上的特色是成功地把虚幻和现实结合起来了。“现实”和“虚幻”是构成“卡夫卡式”小说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没有交待任何原因，格里高尔清早一起来就变成一只甲虫，很难想像还有比这更虚幻的怪事了。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有的。而并没学什么法术的格里高尔，对自己的变形似乎早有准备，几乎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异和惶恐。就像他只是患了头痛脑热一样。整个过程中，他只说了一句：“我出了什么事啦？”尔后，他又像正常人似的想他的差事，想着他五点钟要去赶火车。以后整个的作品几乎就是沿着他与差事这条线索展开的。卡夫卡写格里高尔变形，并不是在他如何变形，为什么变形上着笔，而是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周围环境。格里高尔变形了，而环境却毫无变化；还是那个“安静地躺在四堵熟悉的墙壁当中”的房间；衣料样品照旧摊放在桌子上；他最近从画报上剪下来的那幅画像仍然挂在墙上。此外，小说完全没有浪漫主义惯用的那种浮华的语句，语言十分平淡无奇，既没有富于感情色彩的修饰语，也回避了专门的艺术描写手段。作者只是用平稳的语调，像新闻报道一样冷静客观，不动声色地说明情况和记叙过程，不发表任何评价。
当家里人因叫不开门在外面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当他的声音里“有另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声同时发出来”的时候，他似乎没事儿似的，认为“仅仅是重感冒的征兆”，是“旅行推销员的职业病”。而整篇小说里，作者几乎一直是用这样的笔调，用这样的态度来叙述格里高尔变形后发生的一切，使小说中虚幻的梦境，难以置信的幻象跟日常生活场面，街头即景等具有了相同的意义，其间没有根本的对立，没有明显的过渡，甚至泯灭了界限，完全结合成一个整体了。在这里，虚幻中有现实，现实里可见到虚幻，幻象变成了“现实的”“物质的”，看得见、摸得着，与现实难解难分了。人异化成甲虫，这应该是荒诞的了，但经过卡夫卡高超的处理后，好像是必然的，极普遍的，不足为奇的事情了。作品之所以能达到这样妙不可言的效果，除了上述语言上的技巧外，还抓住了社会现象，即从生理上看，人变成甲虫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但从社会现象来看，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一旦失去了谋生的能力、手段、资本和机会，就无异于一只甲虫。何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异化成非人，早已司空见惯呢!因此，作者把普遍的社会现象升华为生活的哲理、数学的原理、语言的句型。而这“升华”也是把“卡夫卡式”艺术大厦中的两块“砖”──现实和虚幻──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一种黏合剂。
化奇异为平凡，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法解释的事件安置在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环境中、让荒谬悖理与合情入理、虚幻与现实这两类对立的因素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展现出一幅神秘的、魔幻的、梦魇般的非现实的、好像又是现实中处处可以见到的画图，这就是《变形记》的根本的艺术特色，也即是“卡夫卡式”特色的核心。
（摘自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四、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悖谬”和真实性
我国读者在接触卡夫卡的作品的时候，还涉及另一个哲学命题：“异化”。“异化”的概念首先出现在19世纪德国的一些思想巨人如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等的着作中。马克思在批判地消化了前两位哲人的观点以后，沿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思路对这一概念作过如下的概括：“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显然，这些新的哲学概念的创始人，已经注意到社会化的机器生产的出现给人的生存造成的威胁：他们由对生产体系的支配地位变成了被支配地位。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兴起以后，“异化”概念的内涵大为伸延，仿佛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努力都在向自身利益和愿望的反面转化，从而导致人的生存陷入更为全面、深刻的危机和困境，不仅表现在人与客观世界（社会的、自然的）的关系日趋异常和对立，而且人的主观世界也发生疑问，又面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困惑，仿佛古人镌刻在古希腊神庙墙上的那句铭语“认识你自己”又复活了!
哲学与文学“嫁接”，总要发生一些变异。“异化”思潮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出现各种面貌，概括起来看，表现在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中，要么人不接受世界，要么世界不接受人；表现在人的自身矛盾中，是人的自我失落与迷惘。现代心理学，尤其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在这当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为“寻找自我”扩充了一条重要渠道。卡夫卡在理论上对“异化”没有发表过什么看法，甚至连“异化”这个词也很少使用；偶尔见到，那都不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它，而是作“疏远”解释。然而卡夫卡的作品，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所显现的世界，正是哲学家们想阐述的“异化”世界：作品中人的那种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放逐感、压抑感；客观世界的那种障碍重重的“黏滞”性，那种无处不在的威权的可怖性，那种捉弄人的生命的“法”的滑稽性，那种屠害同类的凶残性……正是哲学家们想描绘而不能的令人沮丧的世界。至少它在萨特那里引起强烈共鸣，无怪乎卡夫卡成为萨特笔下提得最多的作家之一。
在“审察世界”，或者说在揭示人类生存的“异化”现象的时候，卡夫卡常常是从日常生活入手的，他正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提出怪异事件来，让大家惊诧，发现自己平时忽视了什么，好比一个魔术师突然从观众席中钓出一条鱼来，这时人们才恍悟：身边有鱼怎么没有注意呢？!当然，卡夫卡使用了一种艺术手法，一种“间离”技巧，或曰“陌生化手段”，借以使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启悟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洞察现实，进而向人们提供一条思路，认清自己的可虑的境况。生活往往由于太熟悉而不能看清它，所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乃至理名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所做的，无非是把人们从“当局者”推到“旁观者”地位，为此他常常借助于动物题材以增加他的“推”力。动物没有被文明化、社会化，它们不懂得什么伦理、道德、宗教、法律等种种社会规范，与原始阶段的人类较近似。卡夫卡在观察和表现人类社会“异化”现象的时候，总想追溯人类久远的生存状貌，唤回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被遗忘了的记忆，以启悟我们明白今天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他认为动物没有累赘，通过动物更容易达到上述目的。因此他那些以动物为题材的作品都不是童话，也不是适合于儿童阅读的寓言，而是思想深奥的譬喻性小说，因而那些动物主人公，不论是较高等的，还是低等的，是哺乳动物还是昆虫，都是人格化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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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册 第三单元 单元说明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曹雪芹著，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因当时社会环境和手抄流传，使仅保存80回，现版本很多，通行本后40回高鹗续（或无名氏），对作者原意篡改极大且对古本进行过修改，特别是结局，贾家毋庸置疑会走向衰亡，而不会像续本那样复兴。
- 第六册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 第六册 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
- 第六册 语言的演变
- 第六册 语言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