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学者大都不相信禹益所作之说。除了所记多异物、奇怪之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书中竟然出现了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时期的郡县名！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但仅凭这一点就要把《山海经》的生日定在汉代乃至汉代以后，则未免太过武断。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曾为《山海经》辩护道：
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复加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
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
新会梁任公（启超）先生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也说：
书中所见秦汉郡名，则出于附益，古籍多然，不独此书矣。
后代的学者虽然怀疑《山海经》，但却对同样托名于大禹的《禹贡》却深信不疑。究其原因，不外乎《禹贡》被收入了煌煌圣典之一的《尚书》，而且它文体简洁严整，记录各地方的顺序一丝不紊，对于民族及物产中奇怪者一概不予记录，而且历代学者又对它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可《山海经》非但奇怪杂乱，而且从郭璞、郦道元之后一千年，直到清代中叶才由毕沅对它进行了初步的考释。对比之下，便可知道学者们对待同样托名禹、益的《禹贡》和《山海经》态度上何以冰火两重天了。
但是《禹贡》的这种简洁严整，一丝不紊以及对奇怪事物的不予记载，实际上却是因为其成书太晚，大致已到了战国之世；而且又被儒家不断地削删改订，最后才成了今天的样子。相比之下，它对古史地理的记载，可信度大概还在《山海经》之下！
《大荒东经》中有这样一段：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郭璞注引《竹书纪年》云：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
这段话，千余年来治殷商史的学者基本上皆以其出自《山海经》而少于采信。直到近代殷墟甲骨的出土，王静安（国维）先生才依据甲骨文材料考证出这个“亥”，就是《吕氏春秋·勿躬》中的“王氷”、《世本·作篇》中的“骇”、《天问》中的“该”、《史记·殷本纪》与《三代世表》中的“振”、《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是殷商的先王。而他的名字在甲骨文中正作“亥”，其余的“氷”、“胲”、“该”、“振”、“垓”反倒是后世的讹误[1]。这至少表明了一点：《山海经》——至少是《山海经》的一部分，最晚应当也已在春秋时代成书了。
走到这一步，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窘境：我们即证明不了《山海经》是禹、益所作，也证明不了不是他们所作。但我们却还有一条线索可抓，那就是图。古时《山海经》是有图的，而且还占着主要的地位，故而《山海经》又称“山海图”，陶渊明的诗中也有“流观山海图”之句，连郭璞的注中也有“图亦作牛形”、“亦在畏兽画”中之类的话。《山经》部分的文字条理性较强，应当是先有文字，后绘插图。而《海经》则不然，它的文字散漫似乎是先绘有图画，然后再作文字以说明之。图为主，文为辅，先图后文，这本身就表明了《海经》部分的古老，甚至在《山经》之前！而我们之前所举的那些古老的或是带有浓郁巫傩文化氛围的文段，也正是全部出自于《海经》！再结合我们上面对《山经》与《海经》性质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山经》与《海经》本身两部完全不同的书，而且《海经》的年代远远早于《山经》。《山经》可能是初秋战国时以周都洛阳为中心所撰写的一部带有巫傩文化影子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而《海经》则可能是未经整理，或仅经初步整理的古代巫师记录。它们虽然不一定是禹、益所著，但很可能是身为部落酋长和巫师于一身的禹、益等人历代传承下来的[2]。
可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山经》与《海经》本是两部不同的书，如果一概认为它们是禹、益等人历代传承下来的，则有不妥。无疑，《海经》很有可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但《山经》却绝对不是。那么《山经》是什么人作的呢？我认为应当是随王子朝逃到楚国的东周学者或是其后代所作的[3]。《山经》中巫傩文化的影子，其来源只能是在楚国——甚至连来自楚文化圈中[4]也不可能。但它的记载却是以东周都城洛阳为中心的[5]。周与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其文化也各不相同，在楚国以洛阳为中心撰写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地理著作的人，只能是从东周逃往楚国的人。而且书中详尽地记录了全国的山川物产，内容中还牵涉到了上古三代的历史还可以从楚国的史书中寻得的话，那些全国范围内的山川物产，则只能从中央政府——周王室的典籍中得来。能兼顾这两点的人，除了王子朝那一批人或其后人外，还能有谁呢？
因为不明白《山经》与《海经》本是两部不同的书，故而历来治《山海经》的人在注解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本可被避免的失误或缺憾。而我则对它们分别整理注释，分为《山经略解》五卷与《海经臆说》十三卷，合为《山海经新释》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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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外二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P212—P214。
[2].参见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3].王子朝在西元前519—510年参与王室内乱事件中，与尹氏、召伯、锚泊、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春秋左氏传》，《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P2112页）。
[4].“楚文化圈”这个说法并不恰当，这里为了行文方便，姑且这么说。实际上，在春秋战国之际，楚、晋、郑、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与齐鲁文化圈分庭抗礼。老聃、列子、长卢子、詹何、邓析、鬼谷子、尸子、子华子都属于这一文化圈。
[5].这一点毕沅在《山海经新校证》中已经有很详尽的论证了。可参看张心徵《伪书通考》，上海书店1998年版，P587页。
参考文献
1、《山海经》 黄永年点校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一辑）》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伪书通考》 张心徵编著 上海书店1998年版
3、《山海经全译》 袁珂译注《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先秦伪书辨正》 刘建国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春秋左氏传正义》 杜预集解 孔颖达正义 《十三经注疏》本 中华书局1979年版
6、《观堂集林（外二种）》 王国维著《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本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陈国庆编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8、《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9、《大戴礼记解诂》 王聘珍著《十三经清人注疏》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古本山海经图说》马昌仪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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