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两会，异地高考问题都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一个热点。今年也不例外。人民网发表了一篇署名朱忠保的文章《解决异地高考难题需要全国统筹》。本人赞同“解决异地高考难题需要全国统筹”这个观点，但是文章中的一些具体观点不敢苟同。
质疑观点之一：
教育部关于“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当地考生的权益”，家长们其实都能理解，只是希望与城市的孩子享有同等的、公平的高考权。可以说，解决异地高考，难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
教育部的所谓“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当地考生的权益”，这个命题无论从机理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
这个说法最早出于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2012年5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他认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一旦放开了北京的高考户籍限制，可能会引发在北京参加高考的考生增多，从而影响北京考生的利益，杜玉波表示，这样的问题会在制定招生计划时予以考虑。这就是后来国务院转发四部委具体实施的思路。那就是“确定门槛+ 向流入地调整计划”的准入办法。
异地高考问题表面看是随迁子女不能在学籍地高考带来了很多不方便的问题，透过表面现象，异地高考问题的实质是他们希望争取与城市户籍的孩子享有同等的、公平的高考权。而他们在争取这份权利的时候，都首先认为并指责城市户籍孩子享受着他们无法享受的一份特权，这很不公平。所以他们提出了维权诉求。
为了问题简化起见，我们假设一种完全理想化的状态，忽略人口控制等城市可承载能力的影响（事实上能忽略吗？），对随迁子女考生实现最理想的“零门槛”准入，再辅以杜玉波副部长所说的对影响城市考生的利益“在制定招生计划时予以考虑”。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只不过是让占考生人数极少的一部分异地户籍随迁子女考生享受了与京沪广户籍考生相同的权益，而这部分利益是什么？正是他们所指责的大城市本地户籍子女的所谓不公平的特权。而教育部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向城市调拨招生计划必然侵害了人数最多的那部分高考流出地考生的权益，那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河南、河北、山东等高考大省考生的利益。难道生在那里的考生们就活该倒霉？也许有人可以这样算账：放开异地高考，人口流入大省就会增加高考人数，人口流出大省就会大大减少高考人数，把招生计划从河南、河北、山东等高考大省调往京沪广等省市是十分合理，理所应当的。最好听听这些流出地家乡人民怎么看。你们不留在家乡建设家园，跑到外省去折腾，还要带走招生计划，凭什么呀？家乡人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呀？现行异地高考方案是用偷梁换柱的办法用一个局部的小公平换取了一个隐含的惊天不公平。
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老师曾经在微博上用一句十分精辟的语言讲出了异地高考的本质：异地高考本质就是争取不公平和保卫不公平的抗争。可想而知，权益群体的双方都是为了不公平而抗争，而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所实施的方案在这里“和稀泥”，这样出台的结果怎么可能实现公平？
以上的分析是忽略了城市承载能力的“零门槛”准入，事实上实施的方案必然是有门槛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肯定会制定较高的门槛，结果使得能够有资格享受异地高考方案在北京高考的非户籍考生就要更少了。这就使受益群体的人数也更少了。随迁子女考生权益群体内部会进一步分化，一些达不到门槛的随迁子女家长这个时候才醒悟：原来我们积极参与抗争的结果是为了更少一部分人分享流入地户籍考生的既得权益，这根本没有我们的份。京沪广底层非户籍务工人员的子女基本上与异地高考政策受益无缘。受到权益侵害随迁子女考生和的流出地考生的总人数更多，更加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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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官员透露，目前广州市流动人员信息系统登记在册的来穗人员共736万人，按照抽样调查登记率测算，实有来穗人员总数已超过832万户籍人口。如 果全面放开异地高考的话，学位和录取指标立刻捉襟见肘。尽力增加高考录取指标，目前最有效的措施，是在广东尽力增加省内院校的录取指标的同时，由国家教育 部门出面协调全国各地的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逐渐增加在全广东省的录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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