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现实的平衡
对此，高等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谷贤林认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同的意见，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不管哪一项政策，都必须考虑到它现实的制约因素，即各地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和承载能力。如果抛开这一现实条件，空谈所谓的公平，对政策的实际操作没有任何价值，只会引发更多的社会不满情绪。”
他认为，我国人口流动分为跨省流动与省内流动。解决省内流动人口子女高考问题相对简单。而如何解决跨省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集中的“北、上、广”和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流动人口子女的高考问题，将成为影响这项政策成败的关键。
“在这些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高等教育资源这块蛋糕到底如何切、怎么切给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问题，也就是让谁在流入地参加高考和不让谁参加高考的问题。”谷贤林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如果标准定得太低，涌入人口太多，会导致所在地公众的不满；标准定得太高，会影响政策的公信力，削弱政府部门的权威。
根据现行《通知》的规定，只有拥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并且交了各种保险的人的随迁子女才有参加高考的资格。“有人将此解读为‘拼爹’。这说明政策没有照顾到进城务工人员中的弱势群体。”他指出。
谷贤林希望，各地在对“三稳定”作进一步细化时，能够充分考虑到那些在城市环卫、社区维修、绿化、打工子弟学校等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
“这些行业条件艰苦、工资低。这样做既是对他们父母为城市所作贡献的一份补偿，也让政策显得更有人情味，还可以缩小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他表示。
谷贤林建议，异地高考的标准可以在满足“三稳定”条件之后，视当地高等学校的承载能力，以是否在高考所在地完整接受了初等与中等教育或中等教育为标准。“因为高考是教育问题，从教育自身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最简单、最少争议的做法；同时，这样做也可以在短期内杜绝大量的高考移民，缓解像北京这样一些地区高考人数与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急剧膨胀的压力。”
对此，任星辉持有不同看法。他表示，政府设定这些“门槛”多是出于对“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方面的过度自信和对教育“洼地效应”的担忧。但事实上，政府的这种自负和担忧是没有道理的。
“无论城市情况如何，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人都是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且无论通过直接还是间接的税收为当地作出了贡献，因此教育应该是他们有权享受的公共服务。‘洼地效应’之说，其实想象的成分大于实际。况且，即使其他地方的生源向这个流入地涌入的情况很严重，那也是教育资源在地域间严重配置不均衡的结果。”任星辉说，“一个城市如果担心本地的高中教育资源，则应该放开办学管制，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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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开放异地高考 还须尽力增加录取指标
曾有官员透露，目前广州市流动人员信息系统登记在册的来穗人员共736万人，按照抽样调查登记率测算，实有来穗人员总数已超过832万户籍人口。如 果全面放开异地高考的话，学位和录取指标立刻捉襟见肘。尽力增加高考录取指标，目前最有效的措施，是在广东尽力增加省内院校的录取指标的同时，由国家教育 部门出面协调全国各地的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逐渐增加在全广东省的录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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