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册 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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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点评: 修辞figure of speech;rhetoric 修饰文辞;作文;亦指文辞或修饰文辞。 "修"是修饰的意思,"辞"的本来意思是辩论的言词,后引申为一切的言词。 修辞本义就是修饰言论,也就是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利用多种语言手段以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

这四种用法,现在可说都是有人在那里用的,不过有意识的不意识的分别罢了。我们要讲修辞,对这意识的或不意识的习惯用法,必须约略先加探讨。

第一,是文辞还是语辞?这在过去,往往会回答你说:既然讲修辞,自然修的是文辞。如顾亭林所谓“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见《日知录》十九),便是隐隐含有这种意思的一个例。但若略加考察,便知这只是礼拜文言时期的一种偏见。在礼拜文言的时期,人们往往轻蔑语体,压抑语体,贬称它为“俚语”为“俗语”。又从种种方面笑话它的无价值。而以古典语为范围今后语言的范型。其实古典语在古典语出现的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口头语言,而所谓修辞又正是从这种口头语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中外,都是如此。在中国,后来固然有过一大段语文分歧的时期,执笔者染上了一种无谓的洁癖,以谨谨守卫文言为无上的圣业。而实际从语体出身的还是往往备受非常的礼遇,如“於菟”“阿堵”之类方言,竟至视同辞藻,便是其例。如所谓谐,逐渐发展,成为灯虎商谜,竟至视为文人雅事,也是其例。而(1)文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又常常是受口头语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的影响的,要是承认下游的文辞的修辞方式,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上游的语辞的修辞方式。(2)文辞和语辞的修辞方式又十九是相同的,要是承认文辞的修辞方式,也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语辞上同等的修辞方式。(3)既是文辞语辞共有的同等现象,即不追寻源头也决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文辞独得之秘。就修辞现象而论修辞现象,必当坦白承认所谓辞实际是包括所有的语辞,而非单指写在纸头上的文辞。何况文辞现在也已经回归本流,以口头语辞为达意传情的工具。而我们听到“演说的修辞”云云,也早已没有人以为不辞了。这就是实际上已经把语辞认作修辞的工具了。

第二,是修饰还是调整?这在过去,也往往会回答你说:既然说修辞,当然说的是修饰。如武叔卿所谓“说理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理反以隐,则宁质毋华可也。达意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则宁拙毋巧可也”(见唐彪《读书作文谱》六),便是指修饰而说的一个例。这也只是偏重文辞,而且偏重文辞的某一局部现象的一种偏见。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既不一定是修饰,更一定不是离了意和情的修饰。以修饰为修辞,原因是在(1)专着眼在文辞,因为文辞较有修饰的余裕;(2)又专着眼在华巧的文辞,因为华巧的文辞较有修饰的必要。而实际,无论作文或说话,又无论华巧或质拙,总以“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为极致。在“言随意遣”的时候,有的就是运用语辞,使同所欲传达的情意充分切当一件事,与其说是语辞的修饰,毋宁说是语辞的调整或适用。即使偶有斟酌修改,如往昔所常称道的所谓推敲,实际也还是针对情意调整适用语辞的事,而不是仅仅文字的修饰。

(选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四、运用语言要求规范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张志公)

运用语言首先要求合乎规范。只有合乎规范的语言才是最容易达到互相了解,产生交际效能的。但是运用语言仅仅达到互相了解有时还不够,人们希望自己所用的语言能够产生更高的效能──不仅能让人懂,并且让人懂得容易,透彻;不仅懂了而已,并且发生兴趣,愿意听(或读);从而不仅使人听进去了,并且使他信服,感动,产生共鸣,乐于接受;同时,使用的语言又很经济,表达很敏捷,不笨重,不迟滞。这样运用语言才是高效率,高效能的。简言之,讲究修辞就是要用最经济的语言材料,传递尽可能大的信息量,达到尽可能高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自古以来,人们运用语言都是抱有这样的希望,努力这样作的,无论是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一切活动,一切工作,都要求高效率,高效能,运用语言也不例外。因而我们需要自觉的学习,锻炼,朝着这样的目标去努力。这就要求运用语言不仅讲究规范性,还得讲究点艺术性。

不要把艺术性看得高不可攀。两个孩子向妈妈要点糖果,甲小孩三言两语妈妈就同意了,给了,乙小孩闹得挺厉害,却失败了,没要到。甲小孩很可能比乙小孩的语言艺术高一些。小孩子并不是不懂艺术的,不仅在语言方面,只不过他们小,他们有他们的艺术境界,和成年人不同就是了。古代留下来的壁画、雕塑,旧时过春节时的剪纸、年画,很多是拙中有美,谁都承认那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是很高的,然而,那些作品的作者并不是我们今天观念里的艺术家。

不要把语言的艺术性理解为只是文学作品才有的要求。我们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并不意味着在文学创作以外的其他场合运用语言就全然不考虑语言的艺术方面。古往今来,凡是为人们传诵不息的作品,无论是文学性的,哲学性的,科学性的,无一不是在语言运用上具有高度艺术性的。

也不要把“艺术性”理解为在规范性的语言上再涂抹点脂粉,加上点花哨。效能最高的语言是规范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不是二者相加。

就实际运用中的语言来说,大别之有二,一种是应用性的,处理具体问题的;一种是文艺性的,从思想感情上感染别人,产生某种影响的。我国历史上有过一些文章,既是应用性的,又有很强的艺术性,正因为这样,这些文章在当时来说,解决问题的效率高,在后世也还具有生命力。如果只是单纯的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没有很强的艺术性,事过境迁就被人遗忘了。宋代着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写过很多好文章,《答司马谏议书》就是其一。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马光(司马光当时的官职是“谏议大夫”,这里省称为“谏议”)给他写信,反对新法,说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给司马光的回信。语言简练刚劲,三言两语就反驳了司马光加给他的四个罪名:

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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