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册 屈原列传(节选)

 来源:沪江高考资源网    要点:高三语文电子课本  
编辑点评: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

司马迁对屈原的政治才能是异常推崇的。本传说屈原的《离骚》是“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他还慨叹说:“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可见司马迁认为屈原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唐虞三代那样的政治,认为屈原主张举贤授能。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这种政治倾向是强烈的。《离骚》里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屈原反复地论述历代兴亡,认为亡是由于残害忠良,而兴是由于举贤授能。他主张要替人民打算,要选贤与能,这是有民主思想的因素的。因此,司马迁说他能够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是正确的。司马迁不仅赞成他的贤能政治的主张,并且认为屈原就是贤能兼备的人。他说:“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然而司马迁对屈原的推崇,最主要的还在于屈原的高尚人格和斗争精神。因为楚怀王昏庸贪婪,对外则亲齐亲秦摇摆不定,对内则宠任奸佞,听信谗言。屈原虽系贵族,并非近亲;虽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并没得到长久的重用。《离骚》里说:“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楚国政治情况。屈原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挽救楚国的危亡,坚决地起来斗争。他愤怒地控诉了贵族当权派的无耻:“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他痛斥他们弄得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怀沙》里说:“玄文幽处兮,蒙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兮,鸡雉翔舞。”他指斥他们将要把国家弄到濒于危亡的地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因此,他宣称他决不妥协:“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原修德立行,忠心耿耿,原想导君于尧舜之治,可是怀王竟然不识,反而信谗疏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楚国弄到濒于危亡,怀王是应该负责任的,屈原对他也是不能无怨的。他说:“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司马迁对屈原的为坚持理想而斗争的精神是歌颂的,对屈原的心情是深刻了解的。他叙述屈原作《离骚》的原因是这样的:“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离骚》“自怨生”。说“疾”,说“怨”,可见司马迁认为《离骚》之作正体现了屈原的斗争精神。

在那样恶浊的社会里,屈原的政治斗争是失败了,可也就于斗争之中充分表现了他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的耿介不阿的操守、他的光明磊落的胸怀、他的正直倔强的性格。屈原明知道和他的政敌,和那些腐朽的贵族统治者作斗争自己是会吃亏的,他说:“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但是,他不能放弃斗争:“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并且他认为只要坚持了斗争,失败了也心安理得:“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他对他们的毁谤中伤,态度是鄙视的:“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诽俊疑桀兮,固庸态也!”屈膝变节,他无论怎样也不干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屡屡以死自誓,表示决无悔改:“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因为他确信他是为了国家:“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样的精神是非常伟大的,这样的人格是非常崇高的。司马迁认为他“志洁”“行廉”,然泥而不滓,乃至以为能与日月争光。这是最高的赞扬。

战国之士,纷纷游说诸侯。惟屈原不为楚王所用,却不到别国去。他不管个人遭遇怎样,都还是为楚国。屈原是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的。司马迁也深深知道这点。他称道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从《离骚》的主要内容来看,确实是这样。特别是设为女申詈,向灵氛问卜之后,他经过了曲折的思想斗争,决定离开楚国,漫游天际,忽然看见了故乡,便又不忍前行了。他非常悲伤。留又不能,去又不忍,最后只有一死而已。这是十分沉痛的。在郢都为秦所破后,屈原日夜哀恋,盼望恢复,盼望回去。《哀郢》里说:“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屈原的爱国观念是和爱人民的观念相通的。他在《抽思》里说过他不愿去国的原因也是为了人民:“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他十分同情人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司马迁也认为屈原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本传说:“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接着就说:“屈平既嫉之。”两句合写,便见得屈原的怨恨正是举国的公愤。

至于屈原的文学才能,司马迁也理解得非常深刻,推崇得非常高。他首先探究了作者创作的动机和意图。他认为《离骚》是有为而作,自怨而生。这种怨是出自一片爱国心。他反复地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是“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因此,它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的内容是陈述先王之道,“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这样的内容是完美的。司马迁认为这是最主要之点。司马迁在肯定了《离骚》的内容之后,接着又把屈原的人格和作品的风格结合起来评论。他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志行文辞同时并举,并且认为人品是起决定作用的。所谓“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也就是“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王逸也认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离骚》的内容与形式是和谐而统一的。

总之,司马迁对屈原真是推崇极了。从政治上说,他认为屈原一身系楚国的安危。怀王不能用他,以至兵挫地削,身死于秦。而且传末还叙屈原既死之后,楚国地日以削,竟为秦所灭。从人格上说,他认为他志洁行廉,可以与日月争光。从着作上说,他认为《离骚》可兼风雅。司马迁评论屈原作品的艺术价值,是把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把人品和作品结合起来。并认为最根本的是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人品。所谓“悲其志”,“想见其为人”。他认为宋玉等人虽然能够“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因而不足以继承屈原。能够继承屈原的在他以前只有贾谊,因而以贾谊与屈原同传。这不仅是因为贾谊也是为当代皇帝所疏远,曾经“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不仅是由于他的辞赋私淑屈原,而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有政治抱负而能‘痛哭流涕’地直言敢谏。”这也是司马迁现实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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