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个在历史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观念。古代“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人”观念的萌生与形成。“人”这一观念是经历长期实践之后逐步形成的。就中国远古时代的情况看，真正的“人”的观念的形成，应当是在黄帝时期。在中国文明时代初期，“人”的观念隐于“族”中。可以说，初期的“人”所蕴涵的观念指的是族，而非单个的“人”。夏、商时代，作为社会结构基本单位的“氏族”组织不断发展，隐于“族”观念中的“人”的观念亦发生着变化。西周时期，“人”的观念从综合判断向分析判断转化，它反映了社会上人们等级地位的不平等因素逐渐增加的情况。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对于人的特质有了深入的认识，提出了人为“万物之灵”的观念。这应当是上古时代“人”学思想曙光之初照。当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人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深入认识“人”观念起源及其初步发展，对于“人学”的历史及理论的探讨应当具有一定意义。
人是构成历史和社会的主体，离开了人就无从研究历史与社会。研究上古时代“人”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对于认识古代思想颇有意义。张岱年曾经指出，“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其发生也较早”，“中国哲学的人生论，较宇宙论为详，可析为四个部分：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及人生问题论”①。张岱年在这里所指出的四个方面的内容，应当就是中国古代人学理论的主干。人生论问题的一个前提，就是“人”这一观念的出现。没有“人”的观念，人生论问题就无从谈起。过去，学者多把这一观念视为无须探讨的自然而然的命题，不大注意“人”观念产生的具体情况。近年来，随着“人学”研究的加强，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人”观念的萌生及其初步发展，应当是古代“人学”(亦即人生论问题)研究的一个起点。前辈专家多强调思想史的研究应当注重理论的承继，要“接着说”，如今我们在这里谈论“人”观念的问题，也是在“接着说”。不过，不是接着说人学理论的发展问题，而是接着说古代“人”学的起源问题②。就所论问题的时间次第看，实际上就是一种“往前说”了。
“人”这一观念，不是人生而就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历长时期的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实践之后逐步形成的。张岱年在分析中国哲学“天人合一”这个特点的时候曾经精辟地指出：“天人既无二，于是亦不必分别我与非我。我与非我原是一体，不必且不应将我与非我分开。于是内外之对立消弭，而人与自然融为一片。”③这种“内外对立的消弭”其起源应当是很早的。推而论之，可以说在原始状态下，人本无个人、主体一类的观念，人还没有将自己从自然界中区分出来。所以也就没有内外之分别。只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初步的“内外之别”以后，人们才能够进入初始的“ 天人合一”状态。这种初始的“合一”状态，法国著名学者列维·布留尔曾经有所论述。他将原始人类思维的主要特点概括为“互渗律”，认为“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④。中国古代的认识中也有“民神杂糅，不可方物”⑤的说法。所谓“不可方物”，意蕴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不能够将外界之物加以区别，也不能够将人自身与外物加以区别。“方”，用作动词，就是“区别”的意思。其实，人将自己和自然区别开来，也是一个漫长过程。如果要缕析这个过程，那就应当说从浑沌状态中先萌生了最初的细微差别，然后才有了“互渗”。区别—互渗— 再区别—再互渗，往复多次，人才逐渐能够“方物”(此指将“人”自己与外界事物区分开来)。
远古时代，“人”观念往往隐藏于自然之中。原始时代的岩画和新石器时代陶器图案中时常出现的人兽合一形象，其中所蕴涵的观念之一，就是人没有将“人”自身与自然界区别出来这种情况的反映。关于远古时代岩画的研究现正方兴未艾。分析已经公布的材料，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线索，那就是时代最早(如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岩画多出现动物形象，而稍晚(如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者，则出现有人与动物合一的形象(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纹饰亦然)，而新石器时代后期直到青铜时代的岩画(包括陶器纹饰)才有了以人的形象为主体的图像。这可以说是“人”的观念逐步走出自然的形象表现。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也可以找到相关的材料。例如，在保存很多古史传说的《山海经》、《列子》等书中，神、人、动物常常有形象合一的情况出现，如伏羲、共工、黄帝、相柳、寞窳、贰负等皆“人面蛇身”，雷神、烛龙、鼓等则是“龙身人头”。再如，郭璞注《山海经·大荒西经》谓：“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王逸注《天问》亦云：“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对于这些传说，当然可以有各方面的不同理解，人与动物合一的传说，恰恰说明着远古时代“人”与“自然”两种观念尚未判别的情况。还有一个方面应当指出的是，初期的传说皆言人与动物形象的合一，而不言人与其他形象(如植物、其他的自然物)的合一，这表明传说者的思想中已经有了初步的分析判断，认识到了人与动物有相似的特点，所以才将其归于一类。从观念发生的次第上看，“神”观念的出现应当是以“人”观念为参照的，没有“人”观念也不会出现 “神”观念。远古时期的传说表明，在最初的时期，神灵世界中多是自然神，而鲜有祖先神，并且“祖先”这一观念亦隐于自然之中。远古时代“神”观念这种模糊形态，正是“人”观念也非常模糊的表现。
比较成熟的“人”的观念的形成，应当是在黄帝时期。黄帝作为华夏族的始祖，是那个时代最为著名的“英雄”。后世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其中有一种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这种传说就是把他看作“浑沌”形象的代表。《礼记·月令》说黄帝是“中央”之帝，《世本》和《左传》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9年)杜预的注释都谓黄帝为“帝鸿”。而《庄子·应帝王》谓“浑沌”是“中央之帝”，《山海经·西山经》又说浑沌是“帝江”(读若“鸿”)。综合这些说法，可以看出上古时期人们曾将“浑沌”作为黄帝的形象之一。作为“人”的外貌，首先在于其有眼、耳、鼻、口等七窍;有了“窍”，才能与客观外界有所交流而聪明。此正如《庄子·应帝王》所载：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僚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寓言故事，照其所言，“人”的特征在于“皆有窍以视、听、食、息”，具备了这些特征者才是能够正常生活的“人”，否则就不是人。而黄帝(即作为“中央之帝”的“浑沌”)正是那个被开“七窍”者。浑沌(亦即黄帝)有了“七窍”，也就有了聪明。《史记·五帝本纪》谓，黄帝“生而神灵”，“ 成而聪明”，与这个说法多少有些可以相联系之处。后世曾将许多发明创造系之于黄帝，以彰显其神灵，这正反映了在远古时代黄帝是最早的开了窍、有了“聪明” 的“人”这一认识。就此而言，黄帝应当是传说时代“人”走出自然的标志。浑沌被凿七窍而死，恰如凤凰涅槃，从而得到了新生。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把握《庄子》所描写的浑沌形象的用意，但可以体会到它实有从涅槃得到新生的寓意在里面。后世人们说黄帝是“人文初祖”，这就意味着他是真正的大写的“人”。最初出现在人们思想视阈中的“人”往往处于半神半人(或者说是“亦神亦人”)状态。在人类思想起源的初期，泛神的观念十分流行，自然万物皆被视为“神”。此后“人” 的影子萌生于神的光环之中，并且逐渐走出了神的光环而对神顶礼膜拜。就这个历史进程看，神灵崇拜在当时应当说还是思想进步的一个表现。
总之，我们可以推测在原始时代，人们曾经有过一个浑浑噩噩的漫长时段，无知无识，“人”在自然之中，与自然本为一体，没有主观、客观的区分;只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才萌生了主体意识，逐渐在所刻画的动物形象中显露出一些“人”的影子，如《淮南子·地形训》所谓“龙身人头”者是也。比较完备的“人”的观念，是随着对于人的功能的异化和神化逐步形成的。大概到了黄帝的时代，有“七窍”的有聪明、有思想的“人”的观念才正式出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半坡遗址所发现的陶器上的“人面鱼纹”，其上的“人”的形象作沉思状，也许正是当时有意识形态的“人”开始出现的一个反映。走出了浑沌状态的人，就是走出自然状态的有思想意识的“人”。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很久才出现的“人”学观念的源头，似乎只有在这里才可以寻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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