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权”与社会治理
然而，“高考权”到底算一种怎样的权利？不论出身如何，一个孩子改变自己命运的权利，是否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共有的？这一点正是“异闹”双方产生矛盾的根源。
一位网名“跳舞”的家长，是争取教育权利公平的深度参与者。在她看来，上海的异地高考政策是一种“拼爹积分制” ，看似更为理性，然而等于是将歧视制度化了。北京的过渡方案规定外地孩子只能报考职业教育，更是一种赤裸裸的歧视。“好像外地人只配受职业教育。”如果说高考户籍限制由于历史原因，还可以理解的话，新出台的异地高考制度就是公然将孩子分为了三六九等。“一个孩子的命运应该由自己去选择，你不能给他指定一条路，给他贴上‘你是一个外地孩子’的标签。尤其是农民工的孩子，在劣势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下，如果他很优秀，他就应该有一个上升的渠道。”
在非京籍家长的权利观中，高考权是教育权的一部分，而教育权属于一个公民应当具有的基本权利。一个孩子的未来道路，不应该由他的家长是否有房有车，甚或是否有犯罪记录来决定。正是基于这种思路，“跳舞”在回复一名北京家长的质问时说：“无论如何，我和你的孩子都将在一个城市里长大。如果在他们长大以后，面临的还是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生活环境，你的孩子能够独善其身吗？我们作为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是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公平而和谐的环境。而不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孩子利益受损，就先冲到前面去为他扫除路障。”在一次针对异地高考的小型研讨会上，跳舞作为家长代表发言，她说，京籍家长和非京籍家长应该做的事情，是一起督促政府做大教育的蛋糕，而不是在现有的格局下去争夺切蛋糕的权益。“政府应该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在这样的国家生活，才是安全的。”
但在北京与上海的家长看来，高考权属于户籍带来的“福利”，而并非泛泛而言的公民权。这一论点的基础在于，各地的部署高校，并非由教育部直接拨款。而是由当地政府与国家联合办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部署高校，省一级的财政拨款，甚至占到了60%以上。所以地区型部署高校，天然应偏向本地区的纳税人。
但这里又混淆了一个概念，首先，纳税人与户籍并不是等同的。在北京、上海等地工作纳税的非本地户口人士，是否应该基于同样的财政理由，要求享受到同样的高等教育权？其次，这种说法忽略了纳税本身作为公共政策的调节属性，教育方面的公共建设，更应具备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属性。
与义务教育不同，人才选拔色彩强烈的高考究竟承担着何种角色？2011年，时任教育部学生司司长的瞿振元曾说，在传统计划经济下，高校实际上承担了选拔预备干部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选拔预备公务员的行政性考试。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开放，现在的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已开始出现诸多问题，它已经不是国家专属权力，而是一个社会权利体系。这就意味着，高考权的“权利”属性，已经该放在社会公平，调节社会流动的视角下来理解了。在教育市场化尚处于尝试阶段的今天，明晰教育本身应该具备的政治意味，或许更为重要。
大一统国家的选拔考试，一直都具有调节地域差别，综合选拔各区域优秀人才的作用。远至东汉时的“孝廉”制，推举名额即有必须与人口成比例一项。地区的名额限制明显地表示科举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网罗最优秀的“士”参加政府，其更深一层的用心则是全国各地区的“士”必须平均而不断地进入统一帝国的权力系统，使“孝廉”的察举成为政府与整体社会之间的一条通道。具体言之，此制对统一帝国有政治与文化两方面的重要性。（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而明清两朝分南北取士，也同样基于这一思路。
在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在各地高考录取比例已超过80%的今天，对于“高考权”是否属于基本权利的辩论，更为复杂，也更为必要。高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地域问题，它更是一个阶级问题。事实上，即使在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家长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北京高考平权运动的主要组织者，都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经济实力，胜过一般的北京中下层民众。因此，在一开始讨论运动方向的时候，甚至有家长提出，将房产作为高考的准入门槛。而在整个运动的策略中，家长们也一直试图打造自己“负责任的中产阶级”形象，强调他们自身是这个城市有机体的一部分。比如胡杨的丈夫是一名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她会在演讲中强调，北京每一个乘坐地铁的人，都需要我们的工作。
这一思路其实隐含着强烈的阶级意味——如果一名中产阶级的工作是重要的，那么农民工呢？事实上，在整个运动之中，组织者中确实缺乏“草根”的身影，他们更多只是以签名册上的一个名字而出现。最终，组织运动的家长们还是认为，高考权应该是一个“普世”的权利。跳舞”说，她之所以来到北京，是因为在一个变化的时代成长，观看世界的眼光“比较理想化”，认为困难会随着时间被解决。因此她认为，在教育领域，建立在利益分配上的价值观，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将催生歧视，尖锐矛盾。
“一个北京孩子，他的同学圈子都离不开北京，他对‘外地人’的生活能有多少感同身受？就像我之前在河南，作为一个城市孩子，我也会歧视农村人。但等你出来后，发现整个河南都是被歧视的，你就会觉得你之前的城乡歧视是非常可笑的。”在她看来，这种彼此理解的价值观念，或许应该在利益分配机制的基础。
然而吊诡的是，北京市和上海出台的限制性门槛，反而是将中产阶级挡在了门外。毕竟对于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来说，职业化教育可能是更迫切的需求。上海于2004年开始接受外来务工人员报考职业学校，并开始树立一种“有尊严的蓝领工人”文化。这究竟是在尊重弱势群体，还是更为制度化的不平等？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种不平等更多是以隐形方式存在的。统一的标准化SAT考试对所有人开放，但是各大学的自主招生体系中包含的社会服务、能力拓展等评估标准，则隐含了对学生社会经济资本的需求。但也让个别非常优秀的学生得以脱颖而出——这是教育版美国梦的制度基础。事实上，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人们阶层流动的需求并不是特别强烈，而在今天的中国，正经历着社会阶层不断重组和固化的时期。资本的流动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以显性方式堵住人们的上升渠道，可能是尤为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外地家长们，需要将自身的诉求与更广泛的公民权相结合的原因。在今天的中国，即使你拒绝接纳一部分外来人群，但他们仍然将随着资本和工作机会的流动进入你的生活。即使在当下以制度化的方式拒斥他们，他们仍将在未来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
围绕着异地高考的斗争，“胡杨”“跳舞”们和阿庆们各执一词，他们所在人群的利益有着尖锐的矛盾。但这也是此一斗争与其他社会斗争不同之处。在以往的社会运动中，往往是一个抽象的政府与具体的人民之间的利益之争。但就像围绕着“高考权”的争执，任何一种围绕权利的斗争，背后可能都将是两群生活经历与价值立场完全不同的人群的斗争。
上海北京的“反异闹”运动，广州的“捍卫粤语”与香港的排陆情绪，都是不平衡的地域利益中的一部分。在这些斗争中，人民出场了，这些运动很有可能是产生全新的权利文化的契机。在“保护本地人利益”和“捍卫公平”的口号对立中，这些私产的保卫者，是否能通过博弈，创造出一个更为公平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
任何一次社会变化都必须与现实社会利益紧密相连。在北京市教委最新一次针对异地高考的会议报告指出，北京的高考学生在2006年达到12.4万人次的高峰后，逐年下降，到去年只有7.2万人。但相应的，同样是从2006年开始， 迎来了一波户籍出生高峰，2006年的新生儿为7.2万人，而2011年为12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北京的小学，初中，高中会依次迎来生源高峰。到2014年，全市小学一年级入学热门口将由目前的10万人，剧增到18万人左右。如不增加教育方面的基础建设，北京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将依然紧张。这些天然享受着首都教育权利的新生儿们，将会是这对于北京外地家长们的高考权诉求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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