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二人的人生轨迹，对于如何看待人生宠辱，苏轼是最有资格批评贾谊的。“不善处穷”的确不失为一个公允的评价。虽然在《鵩鸟赋》中，贾谊以齐死生、等荣辱的道家思想自我排遣，但他终究做不到“知命不忧”。如果他果真能说服自己置生死于度外，视宠辱如无物，又怎么因梁王坠马之事哭泣而殁呢?
或许“政论家”贾谊只是一个文人，他的心气与才情一样高，生命和情感一样脆弱。他登上政治舞台时只是个“洛阳少年”，人生谢幕之际也才过而立。短暂生命中的匆匆岁月尚来不及磨平他那文人的棱角。虽然，他比很多政客更高瞻远瞩，但那份张扬和脆弱决定了他骨子里仍是文人。
也正因此，古往今来，有无数文人墨客吟咏贾谊，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并无贾谊之政治才能，他们有的只是文人的狷介、忠直、敏感以及比贾谊更为坎坷的遭际，于是他们以悼贾谊自伤，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司马迁大胆地将贾谊与屈原合传，低徊咏叹之间，正仿佛自己是又一贾生;唐代的诗家杜甫、刘长卿、戴叔伦、李商隐等也多有悼贾谊之文字，正如贾谊悼屈原;清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用贾谊之典诔晴雯，其中多少也寄寓了他自己平生之孤愤。江山代有才人出哪，又代有才人怀着狷介正直高标傲世之心被抛入人生的低谷，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面前发出带着血泪的歌吟，他们之痛苦无奈一如当年被贬于长沙的贾谊。面对这段千疮百孔，满是裂痕的人生、仕途，他们，还有贾谊，都无路可走。
苏轼自然也是文人，也浮沉于宦海。或许仅就政论之才而言，他尚不及贾谊。《贾谊论》中苏轼之“识”，结合贾谊的生平分析，还是有不妥之处的，但较之其他论者，毕竟更有积极意义。故而，面对与贾谊相似的遭遇，他却成就了别样的人生。他既生活在宦海，也生活在别处。纵然是处处碰壁，他既不以物伤性，便能“何适而非快”。在山水间，在美食中，在佛老的世界中，在琐屑的生活里，他拥有了丰富的精神依托。我不知道，他是否每时每刻都能做到“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也不知道他在向往蟾宫琼楼与唯恐高处清寒间徘徊的最终归宿，但我知道，他终究是将他平凡、乃至困苦的生活修炼出诗意的、禅意的光彩来。这是苏轼远超贾谊、远超绝大多数文人之处。“然则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贾谊论》中的一问，被苏轼以他自己的平生做出了此文中更深、更广的回答。
这一句话在《贾谊论》中的出现，在我看来，有出于“应制文”售予帝王家的客观需要，但却道出了文章恒久长存的现实意义：
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塑造出一个全然符合自己理想的时代，我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或长或短的距离。这时，是沉溺于“不遇”的痛苦之中，日夜哀歌呢，还是伤心沮丧，草草发送依然美好的年华呢?是满怀愤懑，奋力挣扎呢，还是万念俱灰，甘心沉沦呢?其实都不必，不管世道如何，人生终有可为之事，此路不通，自有他途，如西谚所言“上帝在关上门时必会为你打开窗”。再有，若是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坐标，世间大有可为之事!
主要参考书目：
1 《贾谊文选译》巴蜀书社1991年10月第一版
2 《古文观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3 《千秋文人万古情——从史汉贾谊传之偏至看班马修史立场之异同》(太黑著)摘自《新民晚报》7月18日星期日B7版
4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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