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几代学子的记忆里，这句流行语像一个幽灵，笼罩着文科生内心的自我认同，挥之不去。而近年来，关于理科生普遍“没文化”、“缺常识”的批评，又让学理之人不免心生羞愧。在如今的中国，“文理双全”的青年学子，就真的如此稀缺吗？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广义的教育制度？还是狭义的“文理分科”的制度？
近日，一场关于高考是否该取消文理分科的争论，把以上争论的重心聚集到了被中国人视为“教育指挥棒”的高考制度的设置上。
从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到网络上的激辩，这场争论，已经发酵成为对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的全方位反思。
引发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早前教育部就“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作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二十大问题”之一，该老生常谈的话题此番被教育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以了关注。
“文理分科”溯源：“社会分工论”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苏式计划经济
“问题”一经公布，社会舆论哗然。有人说，取消文理分科，将增加中学生学业负担，与“素质教育”的共识背道而驰。有人说，取消文理分科，有助于培养文理双全的通才，恰恰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对中国解放后长期存在的“文理分科”制度的起源，却鲜有人提及。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坚决支持取消文理分科。他开门见山地向本报记者指出：“文理分科的思想基础是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论’，认为在文科和理科之间，集中精力专注其一，能提高全社会的效率。而建国后实行文理分科的直接原因，则是新中国全方位仿效前苏联‘老大哥’的时代风气——高考制度与高等教育制度亦莫能除外。”
据了解，前苏联在“二战”中损失了大批知识分子，而战后重建又急需大量专业人才。于是，前苏联便采取并强化了“分科教育”的办法，以提高专业人才的“出炉”速度。配以计划经济下大学毕业生“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分配制度，前苏联的教育体制像一台“人才制造机器”，周而复始地生产着各行各业需要的大学生。
通过分科教育，前苏联的大学生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至于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否合理、综合素质是否足够，短期内无从知晓——对国家也并不重要。
建国后，一切从零开始的新中国同样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困境，很自然而然地就拷贝了苏式的“文理分家”之路。首先，建立一批专业院校，如：外语学院；然后对高校进行专业大合并——以工业化为主要目标，将不同大学的同类专业“集成”为统一、单一的专业学院，或并入清华大学等工科院校。高校合并加强了工科院校的专业性，我国目前能够拥有数量如此之众的工科名校，很大程度源于那次合并。工科迅速发展的代价是：文科被削减。
今日科研：“光懂技术，是做不出iphone的”，北大将办“总统专业”
文理分科在历史上为新中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不意味着它在21世纪仍是合理的。
对欧美高等教育颇为熟悉的卢晓东向本报记者介绍，欧美名校无不在发展交叉学科，如：美国哈佛大学开设了“环境科学与公共政策”专业。一般意义上的学科交叉基本上只限于周边学科间的融合，而哈佛的这个专业“已经打通了文理”。而且，单就该专业的名称，我们便能领会到它的用武之地。
学科间大跨度交叉的趋势背后，是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这是卢晓东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支持取消文理分科的现实依据。卢晓东对这种科研趋势的解释是：“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不同领域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在现实层面也是如此，被作为时尚典范的ipod和iphone是科技与审美的完美结合，光懂技术，是做不出来的。 ”
卢晓东透露，北大正在着手建设一个由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三大学科有机集成的新专业，以满足今后中国的人才需求。他说：“在美国，这类复合型专业是培养总统的。”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总统懂经济而不懂政治，或懂政治却不懂经济。事实上，这个专业具有“文理合一”性，因为经济学某种意义上属于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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