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某民间英语教学机构，小学生在放学后继续参加晚上的英语培训班。此轮高考英语改革旨在“减负并推动素质教育”，但从调低分值入手能否达到目的，各界仍有争议。
高考改革多年难产，英语成了突破口。有学者认为：英语教学本身弊端人人共知，选择英语能最大程度上凝聚共识，减少阻力。
江苏省在2008年已下调高考英语总分，5年下来，英语在教学中的地位未受到影响，减负和提升素质教育水平的效果也没实现，“基本和以前一个样子”。
靠降低英语分值解救母语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改变考试制度，怎么减分数都没有用。
今年教育部的“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对中小学、大学语文和历史课程的整体设计和基本建设，探索通过语文、历史等学科“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大刀砍向英语。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考试院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拟从2016年起，中考英语分值由120分降到100分，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降到100分；与此相对应的是，中考语文分值由120分提高到150分，高考语文分值由150分提高到180分。
分数一降一升，议题炸锅。支持者认为，改革让英语回归“工具性”，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母语水平；反对者则认为，想通过调整分值“打压英语”实现改革目标，是“下下之策”。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公开的回应，高考改革是综合系统，探索英语考试改革只是其中一项。
唯一明确的“文件精神”
改革英语高考，北京不是第一个，此前还包括江苏、浙江、山东等地。
真正开始启动高考改革的，也正是这些动了英语的省市。几个省市的高考英语改革，都是作为当地高考改革方案的组成部分。比如，北京不仅改了英语分值，也动了语文，还涉及考试招生与组考的内容。但无一例外的，各地高考改革的共同点都是：从英语入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各地进行的探索是在教育部的总体部署下开展的，从英语入手，也符合教育部“一号文件”精神。
改革矛头具体直指英语，出现在“十八大”闭幕后，教育部党组召开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专题会议，并在2013年1月下发了《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这份教育部今年的“一号文件”除了再次提出制定颁布高考改革方案，还明确要研究“英语一年多考”的实施办法。
此前，“有的科目一年多考”的官方表述，虽从无详细阐明，却一直是近几年来高考改革唯一明确的指向。
高考改革搁置多年，再次被中央提上日程是2010年。当年7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到了“完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要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考以及社会化考试。
2011年1月3日，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撰文，提到了下一步高考的改革思路，包括“有的科目一年多考”，1月8日包括央视在内的众多媒体据此报道称高考改革方案已经确定，但隔天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就表示，除了袁贵仁的这篇文章，教育部并未对外公布有关所谓的“高考改革方案”，部长的“思路”也并不等于“方案”。
不到一个月，2011年2月1日教育部网站公布的当年工作重点，又提出年内完成高考改革方案。然后又是数度搁置，还传出了“近年不再出台高考改革方案”的说法，接近教育部的学者说，“袁贵仁对此很恼火，表示一定要出。”
此后的两三年间，关于高考改革只有各种“怀孕”和“流产”的消息。
现在部分省市相继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是在全国统一的高考改革方案迟迟难以出台的背景下展开的。“国家的方案出不来，就由地方先做，教育部会借鉴各地的经验再做整体方案。”储朝晖说。
在北京之前启动改革的山东、江苏、浙江等地，主要的做法是取消了高考时的听力考试，放在平时考。北京的方案更进一步，没有拆分听力与笔试，学生可以多次考试，取最高分计入高考成绩。
改革英语阻力比较小？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分析，北京的步子这么大，与过去多年的数据支撑有关。每年高考结束，教育部会对每个学科在全国抽取6000份试卷进行样本分析，而北京是全样本分析，程方平参加了三年。
北京市教育系统一人士说，降低英语分值之后，还要降低英语考试难度，这在今年的高考试题中已经体现。过去多年，北京英语高考试题的难度一直相对稳定，在0.55到0.6之间，今年一跃超过了0.6。教学质量较高的西城区过去英语高考的平均分一般是100分出点头，但今年的平均分是120分。当时有些英语老师还纳闷：“考试这么容易，我们以后干什么？”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个试探。
决定将改革方案拿出征求公众意见时，北京市教委听过一次专家意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所所长雷庆是受邀专家之一。他说，之所以选择英语作为突破口，因为英语是中学教学中问题最多的学科，也是学生较难产生学习兴趣的一个学科，从英语入手，更加便于改革。
另一位受邀专家、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桑锦龙与雷庆的观点类似，他认为英语教学本身的弊端已经人人共知，选择英语能最大程度上凝聚共识，减少阻力。
储朝晖也受邀参加，他认为首先从分数入手，不涉及深度的体制改革，也能从另一方面减少改革的阻力。
还有一种说法是，英语考试在我国发展比较成熟，它的改革对其他科目有参考价值。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连仲是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专家组核心组成员，他说，英语教学在我国的外语教育和基础教育中是起到了引领作用，比如客观性试题也就是选择题，最早就是英语课引进的，现在几乎各科考试都使用选择题。
“如果这次英语高考改革能为整体高考改革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那英语又起到了一次引领作用。”张连仲说。
为何先改英语，官方至今没有说法。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北京市委常委、教工委书记苟仲文非常重视这次高考改革方案。方案发布前教委组织的座谈会，他都会亲自出席。苟仲文2008年由工信化副部长调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过教育，今年8月辞任副市长，转任现职，“他不是出自教育系统，改革起来可能顾虑更少。”储朝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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