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郎
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义山的诗风曾多被人道是，特具的感伤情调、朦胧意境、象征暗示色彩，在我看来，这都和其内心深隐幽微情绪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则是晚唐变幻莫测的时代背景及其独特的身世经历。
他经历了晚唐文、宣、武三朝一系列的政治、军事事件，深感曾经不可一世的王朝已经开始江河日下。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事件，莫过于发生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的宦官“近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通鉴·唐纪》)的“甘露之变”，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也是唐代后期宦官擅权乱政的表现。
“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有感二首》)这正是事变之后，他义愤填膺地揭露了事变中宦官大肆杀戮朝臣的罪行，他以十分鲜明的政治态度对宦官专政集权表示了极大的控诉，更是对自己所处黑暗政局的强烈抗议。
除此以外，我想对义山一生产生最大影响的人莫过于他——令狐楚。
《旧唐书》载：“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可见令狐楚不光对义山有恩，更相当于他的启蒙老师，如果没有义山以后的婚事的话，我相信，他的仕途一定可以凭借令狐楚的光芒而平步青云的。
但意外还要从晚唐最大的党争—“牛李党争”说起，令狐楚是牛党官僚，义山受他相遇相知之恩，并在考进士时又得到其子令狐绹的推荐。但令狐楚死后不久，义山又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僚，并娶了他的女儿，这就招来了恩门观念很深的令狐绹的疑忌与鄙薄，攻击他“忘家恩”、“诡薄无行”。这使义山在仕途上长期受排挤，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到痛苦的折磨。因而他内敛而缠绵，多愁而悱恻，锐敏而微妙，对时代与人生的悲剧命运，折射出了超前的敏感。
读到此处，我不禁慨叹：这个悲剧的人物，以自己的一片赤诚，执着地追寻着光明，在彷徨中寻求一绺慰藉，在彻骨的悲哀中咀嚼悲哀的绚丽。长期的环境真空和命运多舛使他只能将内心最深处的悲凉诉在诗“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传。”(《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中了。
倘若要我寻一个词汇来形容义山，那我的答案只有两个字——“敏感”。不过，正因为他的超人的敏感气质，才最终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李郎的《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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