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面“霾”伏:谁都逃不掉的空气污染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中意境朦胧的书写,成了北京空气状况的真实写照。1月10日晚间开始笼罩北京的雾霾连绵多日,12日北京PM2.5指数濒临“爆表”,北京几乎所有区域被意味着最严重污染的“深褐色”覆盖。13日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北京气象史上首个雾霾橙色预警。
卷土重来的PM2.5,不只是北京的烦恼。新年的第二个周末,全国中东部地区都陷入严重的雾霾和污染天中,一条“污染带”斜穿中国大部,74个重点监测城市近半数严重污染。雾霾天似乎已成为每个冬天的“保留戏码”。前年年末到去年年初的那场持续雾霾,开始让PM2.5进入公众视野,自去年开始,许多地方开始将PM2.5纳入监测。但仅仅公布数字,并不能制止污染。于是,雾霾在新年头上又一次“如约而至”。
雾霾成了民众的最受关注。打开电视,央视《新闻联播》连续两天将此列为头条新闻,12日晚的播出时长几乎占了整个《新闻联播》的三分之一;而记者在频频连线报道航班延误、高速封闭的情况;开车出门,人们一边小心翼翼地挪动前行,一边抱怨着糟糕的天气;上网浏览,有网友一边吐槽“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却看不到你的脸”,一边发微博“求雾散求阳光”。然而,风来又去,雾散还聚。1月27日,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今年以来的第四次大范围雾霾天气。据国家气候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全国雾霾平均日数为1961年以来第一高值。
面对严重雾霾,分析、质疑、批评、建议等各种声音和观点也纷至沓来……群众对洁净空气日益增长的需求,执政党对美丽中国的构想及其带来的新期待,媒体对环境问题的报道加码,都为雾霾事件成为焦点话题而助力。
这是一场雾霾,但更是一次警示,是大自然给我们政府、官员和每个人敲响的警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1月15日出席会议谈及空气污染治理问题时说:“积累问题是个长期过程,解决问题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有所作为!”而《新闻联播》“雾霾天”报道“编后话”说:“雾霾笼罩之下,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既然是同呼吸,那就共责任。喜欢蔚蓝天空和新鲜空气吗?就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吧。”
李娜:“娜”样顽强,“娜”样微笑,“娜”样传奇
28岁,她迎来首次大满贯决赛;29岁,她拿到了首个大满贯冠军;但罗兰加洛斯捧杯之后,她遭遇生涯最黯淡时光,低迷和失望;30岁,她重整旗鼓再次上路,用改变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又一次改变,600天后她终于再次杀进大满贯决赛!从默默无闻到步入顶尖,从荣耀的山顶跌落低谷,然后又重新站上巅峰,这期间,李娜创造了中国女网的一个个第一次。自信、顽强的李娜给了国人太多太多的惊喜,率真、乖张的个性也带给外界太多太多的不可思议。
北京时间1月26日。墨尔本公园的罗德·拉沃尔球场。李娜和阿扎伦卡。巅峰对决。
这是一场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决赛。当人们普遍看好职业生涯第三次进入大满贯决赛的中国金花李娜为夺冠大热门之时,她却在以灵犀的攻势拿下首盘胜利、并在第二盘和对手缠斗到第五局时,在一次救球时意外地扭伤了脚踝,摔倒在地。但伤痛中的李娜没有放弃,脚上缠着厚厚的绷带,重新站起身,回到了赛场。她一次又一次救起了对方的击球,她一次又一次将球击向对方的空档。然而,比赛进入到决胜盘后,阿扎伦卡的一次发球,让李娜再度因脚伤摔倒,头部撞到地面,不得不接受脑震荡测试。可是人们惊讶地发现——她居然给了观众一个微笑。然后,甩甩头,她又站在了场上。李娜赛后回忆说,“第二次摔倒的时候还是挺重的,有2秒钟我看不到任何东西,眼前全黑了。医生让我盯着他的手指移动,我觉得好像在儿童医院,很搞笑。虽然摔倒两次,还是可以笑出来,我可能是唯一可以做到这点的选手吧。”
2小时40分钟的鏖战,不抛弃,不放弃,微笑的李娜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伴随着漫天烟火的划过,李娜离梦想的澳网奖杯还是差了最后一步。她坐在黑暗中,眼含泪水,心中的哀伤流露在眼睛里。她的眼眶,使劲抑制着泪水;她的嘴唇,却清晰地说出:“虽然我已不再年轻了,但我还是要说,明年再来……”
澳网,这个被李娜称为“福地”的地方,虽然没有让她收获冠军,却让她赢得了掌声与尊重。人们铭记着她对于梦想的坚持,更有那困境中美丽的微笑——伤痛时、失利后,那笑容从未消失,灿烂若墨尔本夜晚的烟花。正如网友“足夜思远”所说:在澳大利亚的夜光里,她眼里闪过的光,这就是人生,娜不是一切遂愿,但人生足够精彩。
■热议锐评:
两次意外扭伤摔倒,李娜两次勇敢站起。微笑的李娜,这一次让我们领略了她的勇敢、无畏、斗士之心,只是比赛用了最残酷的方式,才让我们看清了李娜那颗跳动着的冠军的心。澳网,李娜用她的顽强和悲壮,谱写了属于自己的生命辉煌,这是阿扎伦卡的冠军所无法比拟的。不是吗?听听李娜第一次摔倒,场内异口同声的叹息声,再看看李娜第二次摔倒,她面对医师的爆笑桥段,令全场哄堂大笑的场面,你能否认李娜已占据了所有球迷的心吗?上天依然是公平的,澳网给了阿扎伦卡冠军,却让千千万万球迷的心归属于李娜。
斗士之心!这一刻你比胜利者更骄傲。
■话题拓展:
中国“娜”,输掉比赛却赢得世界;缺憾的美;尊重她,与胜负无关;超越自己;梦想的坚持;伟大的不只是冠军,还有坚持;含泪的微笑是最美;是磨难,让我学会勇敢和承担;“娜”一种精神让人感动……
名人墓地和墓志铭
伏尔泰:“他的心存放在此,他的思想遍布世界”
1778年5月最后的几天,伏尔泰就像一根快烧完的蜡烛,慢慢燃烧到根部直至全部变为灰烬。 5月30日,这位老人与世长辞。
1778年6月2日,伏尔泰遗体的入葬仪式在塞里埃举行。人们将伏尔泰的遗体安放在祭台板下,并在祭台板上题了几个简简单单的字:“A1778V”。药剂师要了他的头发,心脏则由德·维莱特伯爵保管。起先,德·维莱特伯爵将伏尔泰的心脏保存在一只镀金的银盒子里,随后,他又让人建了一座大理石墓,专门用来安葬存放伏尔泰心脏的盒子。在墓碑上,德·维莱特伯爵让人刻下了这样两句话:
他的心存放在此,他的思想遍布世界。
伏尔泰的墓志铭言简意赅,表达了德·维莱特伯爵和法国人民对伏尔泰的尊敬之情,对他给予了准确的高度评价。
卢梭:“这里安息着一个自然和真理之人”
卢梭去世后被埋葬在埃尔默农维勒镇的一个小岛——波普里埃小岛之上,墓地正面对着一座城堡。
1794年10月11日,让·雅克·卢梭被移入先贤祠。在迁入先贤祠之前,他的棺木被运到杜伊勒利宫的中央展出了好几天。
法国人为卢梭选择了精美的棺木:棺木外形被设计成建筑的模样。从正面看,雕有一扇微微开启的门,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来,手中擎着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象征着卢梭的思想照亮了法兰西甚至是全世界。
华盛顿:“此处安息着华盛顿将军”
华盛顿身后事早有交代:“我希望在家庭的范围内办丧事,不要出殡的队伍,不要葬礼的演讲。”他的墓地就位于弗农山庄,于1831年建成。墓地外面有一面红砖砌成的围墙和一扇门,门上写着:“此处安息着华盛顿将军。”
进门以后,墓前有两根石柱,铁栅门后便是石棺,他和夫人一左一右。在华盛顿的墓碑上刻着以下铭文:
从那永生的门向里看,我们便可以知道,
是神的话语鼓舞人们彼此相爱。
于是一切种族偏见便烟消云散。
后来政府打算把华盛顿的墓地迁到国会,但是华盛顿的侄子婉言拒绝了:“留在弗农山庄,更合叔叔的心愿。 ”
济慈:“他的名字是用水写的”
济慈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最有才气的诗人之一,在他坟墓前的墓碑上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铭文:
这座坟墓中,
埋葬着一位年轻的英国诗人。
他曾在病榻上,
因仇敌的权势和凶恶而满心愁苦。
他期望在自己的墓碑上,
镌刻这样一句话:
“这儿长眠着一个人,
他的名字是用水写的。”
济慈想通过这个墓志铭说明什么?很多人想解开其中的奥秘。
我国学者何兆武先生在他的《上学记》里写道,何先生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外籍老师温德先生对济慈的墓志铭解释说,西方有句谚语:“人生一世就是把名字写在沙上。”潮水一来,名字被冲没了,人的一生一世就是这样。可是济慈要把名字用水写,这就更彻底,一边写一边消失,不必等到海水来冲没。
我国学者吕六同先生说,济慈的墓志铭 “是诗人说他的名字将很快被人遗忘的自谦。后人曾反其意而用之,来表示对诗人夭亡的哀悼,说诗人的名字是用水写的,它的每一滴都是为失去他而哭泣的人们的泪水”。这与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的说法很相近。
而我国著名诗歌翻译家和评论家飞白先生也有不同的理解,他说:“生命之水长流不息,碑文的诗意暗示了诗人相信自己的作品将与水同存。”
叶芝:“骑士,莫止步! ”
1948年9月,爱尔兰政府派海军巡洋舰把叶芝的遗体运回爱尔兰。政府迎接并护送遗体到诗人儿时喜爱的老家斯莱戈郡的柳焰岭,叶芝的曾祖父任教区长所在的教堂旁边。一切遵照诗人在长诗《本布尔山下》最后一节所表达的遗愿处理,在墓碑上刻有诗句:
对生命,对死亡,
投以冷眼,
骑士,莫止步!
对这个墓志铭,傅浩在他的传记《叶芝》一书中写道:“这是一程完满人生之旅的象征:勤勉一生而无悔的诗人安息在给他童年以欢乐、给他诗歌以灵感的故乡的土壤之中,而他的灵魂依然驾着飞马珀伽索斯,超越生死,驰向永恒。”
舒伯特:“当人们来到这座墓前,请你脱帽致敬”
1828年10月,舒伯特带病前往艾森城凭吊海顿的陵墓。回到维也纳以后就病了,住在兄长费迪南家中。在病情日趋严重时,他仍坚持谱写乐曲。
1828年11月16日,医生诊断舒伯特患的是斑疹伤寒。19日下午3时,舒伯特告别人世,这位艺术歌曲之王只活了31岁。
11月21日,舒伯特的葬礼在法尔教堂举行。他哥哥按照他的遗言,将其灵柩送往威灵格墓地,葬在贝多芬的墓旁,与他一生敬仰的乐圣为邻。朋友们
募捐为舒伯特建立了墓碑,他的朋友、诗人格里尔帕采尔为舒伯特撰写了墓志铭:
死亡把丰富的宝藏和美丽的希望埋葬在这里了。
当人们来到这座墓前,请你脱帽致敬。
演员于是之
他是富于北京味和平民气质的人艺风格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被观众誉为“话剧界的梅兰芳”。一代宗师。然而,他淡然一笑说“这是拿小人物开心”。他常说一句名言:“不可能大师满街走!”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在胡同四合院里转悠的一介平民,甚至在听到记者唤自己“大师”时,两夜睡不安稳。
他担任八年的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他1985年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荣获表演艺术成就奖,2009年荣获首届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然而,当戏剧评论家童道明问于是之:“表演艺术家、演员,你中意哪一个?”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演员。”在他递上的工作名片上,没有诸如“一级”、“院长”之类的修饰语,只有普普通通的五个大字:“演员于是之”。
作为演员,于是之创造了一个个鲜活紧接地气的角色,也创造了中国话剧艺术一个很难超越的高峰:《龙须沟》中的程疯子,《骆驼祥子》中的老马,《茶馆》中的王利发,《名优之死》中的左宝奎,《洋麻将》中的魏勒,《太平湖》中的老舍……他一生塑造的29个经典人物折服、感动了一批又一批观众。他说过:“演员在台上一站,你的思想、品德、文化修养、艺术水平以及对角色的创造程度,什么也掩盖不住……因此,热爱生活、爱憎分明很重要。”直至今日,人艺人仍然喜欢引用他说的那句话:“玩世不恭的演员,大约是连玩世不恭的角色也演不好的。”
人艺演员吕中回忆道:多年后和剧院的老师们谈起《太平湖》这个戏,看过的人寥寥,却有一个故事一直被流传下来,说是当年在排练厅走戏,于是之从上场门上来,走到台中间,然后转身往前走,一直走到台口,一句话没说,坐在底下看的吕中等一干人,就已经哭得稀里哗啦。是何等的修为,无法亲见,却已经可以在心里默默上演千百回。
而在排练场看着于是之的表演,宋丹丹脱口而出“太伟大了”,后来濮存昕问她伟大在何处,宋丹丹的回答是“所有人都在八仙过海使各种招数的时候,于是之不用”。慢慢濮存昕才体会到了这种表演境界,“他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舞台上生活,已经分不清是自己还是演员,进入到了一种无我的境界。”
这就是于是之。他作为演员对角色的诠释,他作为艺术大师对戏的认真。
谈到“敬业”,老舍之子舒乙说:“他敬业到什么程度,比如他晚上有戏,下午就来剧院早早地化好装,躲在小旮旯里头,泡一壶茶,不说话,默戏去了,一直到开幕。有戏的一天他基本上也不活动,都在准备着晚上演出。现在演员在这方面和他差距非常大,经常是跳着蹦着就来了,说着唱着就上戏了。”“哪怕是演了一辈子的王掌柜,他还一直在琢磨这个人物。那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他念叨角色、念叨台词。”著名话剧导演林兆华回忆说。
但于是之的伟大并非只是演技。正如童道明评价的那样:“人的一生,能像他那样精彩的演戏,精彩的做人,是非常罕见的。”剧作家郭启宏深有感触:“一个新剧本,他不通读两遍,是绝不肯向作者提意见的。提意见的时候,他也从不在原稿上修改,而是用铅笔做出标注。保护和尊重作者,到了这种地步。”而童道明说:“于是之的长处是正直。他这种做人的方正真的让人吃惊,他能够做一些事情让你非常佩服,然后承认自己做不到。所以你只好佩服他,仰望他,他的用功、谦虚和善良。因为他不会掩饰自己,会得罪人,所以他有朋友也有敌人。他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个有文人气质、文人风骨的人。他不会拉关系,也不会讨好别人。”
“尽管钟爱表演和人艺,但于是之被升为第一副院长之后,也曾有过畏难情绪。后来组织上曾有意调他去文化部当副部长,被他坚决拒绝了。理由是,‘我管一个剧院都很吃力,文化部的事我管不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对自己很实事求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做对了就做对了,做不对自己还勇于承认。”顾威说。
于是之先生一生传奇。但晚年患病,饱受折磨。
1992年7月16日,是于是之最后一次在首都剧场演王利发。在此之前,于是之演王利发已经超过400场,熟得不能再熟了。但那时候他患上腭部神经病已有两年,嘴巴总像嚼口香糖一样不停地动。而且演出的时候也开始忘词了。整场演出下来,他说错了四处台词。这令他懊丧不已。
但是热情的观众并未在乎这些——他们打出了“戏剧之魂”的横幅;他们穿上印有“《茶馆》纪念演出”字样的白色圆领衫……于是之眼睛开始湿润,最后,那个观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瘦弱身影,在舞台中央向全场每个角落的观众深躬到底,颤巍巍哽咽道:“谢谢观众的宽容!”此时剧场楼上一位女孩儿突然用童声回答道:“王掌柜!永别了!”
她的喊声牵动了几百个人的神经,像是一根无声的指挥棒发出了命令,一大群人用真挚的泪雨为孩子的纯情协奏,压倒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之有些踉跄地走回化妆间,险些撞在门上。舞台上幕布已合,只是台上的人不愿告别,台下的人不忍离去。
而从那个时候起,他和无意识的生命流逝,抗争了整整17年。
2013年1月20日。人艺本轮上演《骆驼祥子》的最后一场。“今天大寒,于老下午五点离世,今天也是最后一场,冥冥中老马谢幕!”谢幕时,祥子的主演于震代表所有演员为于是之哀悼。中国话剧界一个时代的谢幕。
“那一代的人艺演员真的是用生命在表演啊。”一位观众对记者感叹,“今天是大寒,北京下了大雪,又看了人艺的最后一场《骆驼祥子》。我觉得老天都哭了,有些人和事,忘了就忘了;有些人和事,想忘也忘不了……”
■热议锐评:
演员,是门入心入命的职业。人们对一出戏和对一名演员的期待,是现今太多创作者无法参透或不懂去寻觅的高远。戏剧,是将现实生活这一袭或浮夸或简朴的外套缝合上最后一道针脚的工艺,非细密讲究、齐整紧实不行。创作者若非不晓得匍匐在地的虔诚,是奢谈成就事业和感染人心的。
斯人已去,感觉舞台上、内心里,忽然空出一大片白茫茫的虚无。我想,此刻,我们能为他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夜,拿出他的作品,看一遍,卸下所有对眼下戏剧的奢望和鄙夷,抛开一切对评论和话语权的欲望,单纯地体验一种朴素的审美和付出。它们是:《龙须沟、《骆驼祥子》、《名优之死》、《茶馆》、《洋麻将》……他们是程疯子、老马、左宝奎、王掌柜、魏勒……他们都是,于是之。
■话题拓展:
谢幕;艺术人生;精彩的演戏,精彩的做人;大师风范;戏骨与风骨;敬业与热爱;对职业的尊重和自豪;境界;人格的魅力;忘记与永恒……
像珊瑚虫一样活着
据海洋生物学家介绍,珊瑚虫是一种很小的海洋生物,它们用自己的骨骼和遗骸堆积出土地。珊瑚虫积沙成塔,由小到大,年深月久,就成为硕大的珊瑚礁石和珊瑚岛了。珊瑚礁能供人居住,珊瑚虫的遗骨坚硬,可以开采,当作砖石或者烧制石灰。珊瑚虫的骨骼也可制作工艺品,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珊瑚虫很弱小,只有颗粒大小。为了在广阔的海洋中生存下去,珊瑚虫必须要互相紧紧地团结起来,抱成一团,依靠集体的力量,使自己生存下来。它们的子孙,就在父辈的遗骸中,继续繁衍生息。如果珊瑚虫脱离了集体,将很快地被海浪卷走,消失得无影无踪。
珊瑚虫看似纤弱,但是,它们的集体力量却非常强大,强大到可以凝聚成一个坚如磐石的岛礁,不能不说,这是珊瑚虫的智慧和聪明。
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漫漫尘世间,总是显得形单影只,像一叶扁舟,随时就有可能被大浪掀翻。如果融合在一个团队中,就能够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像珊瑚虫一样,你加我我加你,紧紧地团结起来,就是一种强大和无畏。
团结是一种力量,团结是一种信心,团结是一种强大。人生中,可怕的不是自己的弱小,可怕的是缺少团队合作精神。像珊瑚虫一样,哪怕自己再弱小,大家只要抱成团,同呼吸,共命运,就能成为汪洋中一块巨大的打不垮、摧不烂的礁石。
胡适的豁达与固执
1921年,梁启超将自己所著的《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写了一篇长文,文章中赞扬了梁氏对墨子研究的贡献,然后直率地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梁启超阅读之后有些不快,在统排书稿时,故意把胡适写的序放在末尾,而把自己反驳的文章放在书前。
对梁启超的这种孩子气的做法,胡适没有计较,反而一笑置之,并在日记里这样评价和梁启超之间的这次学术交锋:“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
寥寥数语,却让人充分感受到了胡适对长者的一种尊重,因为梁启超比他大18岁;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标示了胡适做人的理念,那就是豁达。
在人际交往中,豁达可以使一个人保持心灵的宁静,让别人生产安全感,更容易获得良好的口碑,是一种生命的智慧,这正是一代大师胡适性情中迷人的一面。
胡适也有固执的时候。1929年,他的族叔胡近仁在上海开了一家“程裕新茶号”,生意一直不太景气。有人建议胡近仁利用胡适的名气来做广告,于是,他将自己所卖的茶叶定名为“胡博士茶”,并拟定了一则广告寄给胡适过目,里面说胡适早年服用过此茶,于是“沉疴遂得痊愈”,还说“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等,希望胡适“友情出演”。
出乎胡近仁意料的是,胡适断然拒绝了为其做广告的要求,回信说广告“措词甚俗气、小气”,所谓“沉疴遂得痊愈”是骗人的话等等。在他看来,族叔如果有困难,他大可以伸手进行援助,但以假广告损害他人,以个人的人格操守为代价,则是断然行不通的。
胡适的固执并不是一种自私,而是因为对方的要求超出了自己做人的底线。在人际交往中,豁达固然重要,但这样的有所不为,同样值得大家的尊重和理解。
懂得
曹聚仁与鲁迅曾有过这样的对话:“为您写传我肯定不是最适当的人,因为我不姓许。”鲁迅听后哈哈大笑:“就凭你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人。”
一句“你是懂得我的人”,可看出两人非同一般的关系。就是这位自称“不是最适当的人”,于1956年在香港写成并出版了《鲁迅评传》。
在民国历史上,像曹聚仁与鲁迅之间这样互相“懂得”的人,还有很多。
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顺利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从此以后,汪曾祺就在老师的帮助下一步步走上文坛,而后成为“京派小说”的领军人物。
他是最懂沈从文的人,在行军过程中,只带了沈从文的书,只想听这个人说话。而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徒之情天高地厚。1918年李叔同出家做了和尚,而为了回报恩师对他的培育和引领,丰子恺用自己的画笔、46年的时间和一段坎坷艰危的道路,实现了一个宏大的誓愿,这就是直到现在还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六集《护生画集》。丰子恺懂得李叔同。所以,有生死之约,一个写,一个画,后来李叔同仙逝,剩下的一个,继续画。
国学大师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予学生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蒋天枢是懂得陈寅恪的人,他也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这在当时来说,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文人之间的“懂得”是一种千古知己的情怀,是一种“斯世同怀视之”的默契,如清风之于明月,虽无形,却自有一股清辉耀人寰。
有人懂得是一种幸福,能懂得别人是一种境界!
梁启超的答案
1922年,梁启超应苏州学界之邀作一篇演讲。他向在座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进学校?”他估计回答十之八九是“求学问”。然后他又问:“你想学些什么?”,回答则可谓人言人殊。任公自己给出的答案,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他说但凡一个人在学校里所学,数理化、史地、国文、英语,乃至哲学、文学、农工商等等,皆不过是做人所需的一种手段。要成一个人,总要具备三达德——智、仁、勇,实现了的状态便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无论是教育家教育学生,还是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皆应以这三件为究竟。
事实上,梁启超亦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女。他虽然疲于政治、忙于学术,却时时关爱着自己的九个儿女。他关心孩子的身体,关注他们的思想,留意他们的职业,更为他们筹划未来,奠定立身之本。
“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公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作甚?着急他作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生当现在的中国人,悲观的资料太多了。”
“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
梁启超堪称是一位极为负责任的父亲,他并不为子女展示虚幻的未来,他告诉他们生而为人的忧思与世界的混乱,要他们以德性涵养的功夫和理性的训练去行动。而且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够获得内在的快乐,这颇有以无生的彻悟做有生事业的味道。他像苏格拉底一样,训练年轻人的目的,并不是让他们能力杰出或成为“成功者”,而是启发他们的尊崇和节制,学习和创造,同时又不乏生之乐趣。
这是一个元气淋漓的父亲,一心想让孩子们实现健旺的思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拥有一种豁达的态度;而儿女们此后的人生也分明投射着父亲谆谆以求的影子。卡莱尔曾说即将到来的时代已孕育在业已到来的时代之中。那么,一个孩子可见的未来,恐怕也孕育在父亲(包括母亲)的决定和形塑之中。在业已过去和正在行进的时代里,政治诡谲和消费至上的轰鸣,让人们忘记了身边这种安静而持久的力量。父母们被大潮席卷,把本该自己担承的一部分责任,扔给了大大小小的机构,忘记了社会只是我们生活的居所,却并非生活本身。
余英时先生认为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无论是革命式的或是改良式的。是该放下对行政(政治)力量无限信任的时候了。一方面要努力争进,争取更合理和文明的制度;一方面是退,退回到最小的单位——父母与子女。退而结网,自我教育和教育儿女,各自成为一种不惑不忧不惧的人。在时髦概念充斥的今天,这样一种朴素的观念,有可能是现在和未来的链接点之一。而从历史的观点看,这种退或许才是最大的进取。
法国人的自我检错法
刚到法国时,去朋友家做客,吃饭时朋友8岁的孩子用一小块面包逗小狗玩,狗跳起来撞翻了他手中的盘子,盘子碎成几块。男孩对父母说:“你们看见了,是小狗打碎了盘子,不是我的错。”母亲说盘子确实是小狗撞翻的,可是你有没有错?男孩大叫:“是小狗的错,不是我的错。”父亲过来叫男孩离开餐桌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要他好好想想自己究竟有没有错。几分钟后男孩走出房间说:“小狗有错,我也有错,我不该在吃饭时逗小狗,这是你们多次对我说过的。”父亲笑了:“那么今天你就该为自己的错承担责任:收拾餐桌,并拿出零用钱赔这只盘子。”男孩同意了。
我在法语学院读书时,每个星期四晚上有课,下课后必须跑步赶地铁回家,否则就得在车站空等一个小时。某天晚上赶到地铁站,见车已进站。我急忙在打票机上打了票并且清楚地听到“咔嚓”一声。车到终点站时遇上查票员,我取出车票来顿时傻了眼,刚才那台打票机并没有在我的车票上留下任何印记。查票员不容辩解便对我以逃票处置,罚款150法郎,我大喊冤枉,因为我确实打了票,一定是打票机出了故障。查票员打电话询问那个车站,结果不出我所料,有一台打票机的油墨干了。可是查票员对我说:“打票机坏了是车站的责任,但您该问问自己有没有责任。”我说奇怪我有什么责任?我只是为了赶车打票后没多看一眼而已。查票员说这就是您的错,因为站台上有四台打票机,而另外三台是正常的,当时您完全可以避免这个错误,但是现在您必须为这个小小的错误付出代价——罚款。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与同学去爬山,见山顶上有一座异常豪华的城堡,城堡的大门敞开着,受好奇心驱使,我们一行人便走进了属于城堡的花园,这时整座城堡警铃声大作,一些法国军人冲过来将我们团团包围,我们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并不许离开城堡。我和大伙一起表示抗议,理由是我们不知道这儿属于军事区域,也没有看到城堡外面那块“闲人禁止入内”的牌子。一个士兵说:“那块牌子已经挂了很多年,也许以后应该换块看上去更醒目的,但是请问你们各位有没有错,并不是所有上山的人都会闯进城堡来的。”于是我们几个被“囚禁”了一个多小时,直至查清了每个人的身份后才被允许下山。
搬入新的宿舍楼后我安装了电话,第一个月的账单来了,我发现多列出一栏租电话机的费用19法郎,而我并没有租机。我拿着账单找到了电话局营业室,接待我的女职员说也许是往电脑里输入数字的工作人员疏忽了,打错了房间号码。我学着法国人的样子问这位女职员:“作为用户我们只有权与营业室联系,无法找到那个出错的人,请问您和营业室有没有错呢?”几天后我又收到营业室的一封信,代表电话局向我道歉,同时减少我的部分电话费作为对我无故跑了一趟电话局的赔偿,并承认营业室的工作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法国很少听到诸如学生因考试迟到而抱怨天气或堵车,也没有见过谁不小心踩上了狗屎而责怪邻居为什么在这儿遛狗。法国人认为碰上了不愉快的事再去强调客观已于事无补,而这时扪心自问有没有错则可避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旅法多年,从未见过法国人在公共场合吵架,看来这个民族长期奉行的自我检错习惯,真不啻为一种润滑剂,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际交往中的摩擦。
医院的另一种功能
那天黄昏,我去普林斯顿大学的附属医院。它在普林斯顿老镇的西头,很新的一幢大楼。门口的一条防腐木长椅上,坐着一个戴黑礼帽的老太太,旁边放着一个轮椅,一个身穿白衣、脖子上吊着听诊器的男医生,正躬身向老太太说着什么。起初以为是真人,走近一看,原来是雕塑,心想医院门前有这样别致的雕塑,真不多见。
走进医院,走廊蜿蜒,通向各个诊室和病房。让我叹为观止的是,两边的墙壁上,竟然挂满了一个个画框,镜框里面装裱着琳琅满目的绘画作品,而且全部是真品。在有些医院里,倒是常见一些印刷品的宣传画,也有挂几幅美术作品的,甚至是梵高的名画《向日葵》,但都是复制品,纯粹作为装饰点缀用的,而这里却像是一个美术展览的画廊。也许是少见多怪,我还真没有见过一家医院的走廊里,满满当当地陈列着如此丰富的画作。
我凑近观看,每幅画作下面或旁边,都有一方小纸卡,写着作者的名字,都是一些陌生的名字。这些画作和那些美术馆里见到的名画相比,显得稚嫩,甚至差距天壤。但再仔细一看,纸卡上还有一行小字,是对作者简单的介绍,才忽然醒悟,原来这些画全都是残障人的作品。小字介绍了他们的病情,或小儿麻痹,或先天脑残,有的已经治愈,有的尚在治疗中,有的则是无法根治。无论哪一个人,他们在绘画方面所呈现的天赋,都与常人无异;而且,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的关注、对于未来的向往,更是和我们常人一样,所有的感情,或细腻,或奔放,或抽象,或形象,墨渍水晕,色彩淋漓,渲染在我的面前,使我仿佛能够触摸到他们怦怦跳动的心。
我不由得一阵愧疚,为刚才以为和那些名画有天壤之别的感觉。眼前的这些画作所表现的心情与情感,岂是那些名画所能比的?它们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另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别具特色,并不因为作者残障而逊色,相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那些色彩、线条、画面和意境,因此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和震撼力。
普林斯顿大学附属医院,为这些残障者的画作专门提供展览,和他们的心思是相同的。如果说那些画作体现的是自身的意志和才华,那么,医院体现的则是爱心和责任。关于医院,这一点对残障者,是和对患者救死扶伤同等重要的承担和意义。特别是我知道这里陈列的所有画作,一部分是作者的捐赠,其余的都是医院出资购买的。实在没有想到医院居然还有这样的功能,对于医院这样富有艺术眼光和气质的善举,我心里充满敬意,联想到门外那别出心裁的雕塑,便觉得一点儿也不意外了。
于是,我更加仔细地观看起每一幅画作:那些油画、水彩、水粉、剪贴、雕塑,特别是一幅大提琴手和海上风景的水彩画,还有用各种材料组装起的一只如我们的凤凰一样的神鸟浮雕,一幅用各种树叶拼贴成一个可爱小姑娘的艳丽拼贴画,实在比我们常人还要手巧、有才华。真的,我们并不比他们强到哪儿去,甚至不如他们。
走出医院,满天繁星怒放在头顶瓦蓝的天空。初秋的普林斯顿,因有这样的医院,有这样的画作,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感动。并不是每天夜晚的天空都会出现星星,这样不期而遇的情景,是我的缘分,也是我的福分。
见美思齐
跟一位书法家学书法。看他为我示范写那个“女”字。他运笔自如,行云流水,信手而书的“女”字令人赏心悦目。为了给我讲清方块字的字形特点,他用毛笔笔尖将“女”字外围的五个点连成了一个规规整整的五边形。他为我讲圆融,讲方正,讲软软的毛笔如何与软软的宣纸“较劲”。他说:“在我眼里,汉字是有生命的。就说这个女字,写它的时候,我总是想到自己最在意的女人——母亲,妻子,女儿。想她们在好山好水间盘坐的样子。想着想着,这个字就活了。想不写好它都没有办法啊!”
我由衷赞道:“您说的真好!”
他说:“其实,汉字本身就生得美,把它写难看,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有人偏偏知难而进,挖空心思地把汉字往难看里写,他们以为这样省力,殊不知,有一种叫做‘违逆’的破坏往往需要动用更大的蛮劲!在我看来,把字写好,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一件很赚的事。我常说,写一手好字,有‘三受用’。首先是字受用——让字待得舒服些,这很重要,你看这个女字,若是写好了,多么顺眼,多么俏丽!它美美地坐在纸上,简约,但不简单;其次是写字的人受用——字写得好看,本身就是对写字人的一种最高奖赏;最后是看字的人受用——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第一回见到柳公权的书法真迹,我被准许用指头直接触摸字迹,我一下子晕了头,手也发起抖来……写一手好字,对字、对己、对人都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与鼓舞。字是你灵魂的活画像,字如其人,字如其面,字如其心。”
我多么喜欢听老师说把字写难看“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我深信,仓颉造字时,定然严格遵循了美学规律,把每一个汉字都造得那么讲究、那么美丽。让我们的思想回到仓颉那里,体悟着他造字时的诗心、慧心与苦心,我们就自觉远离了丑陋的字迹。
独自练字的时候,我在心里一遍遍回味老师的话。他的“三受用”理论给了我太多的启发。慢慢地,我对傅山先生所言“作字如做人”有了进一步的体味。如果说写一手好字是“三受用”,那么,做一个好人又何尝不是“三受用”呢?鄙陋的心,最易感受寒意。爱抱怨的人,就有望收获一个值得抱怨的人生。“戴上紫手环,只要抱怨就换手。”这是来自威尔·鲍温的温煦提醒。这种跟自身“不完美”的暗自较劲,可能要伴随我们整整一生。降生尘世,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发展成那个“最美自我”的潜质,如果你善于在有缺陷的世界上刻意打造一颗无缺陷的心,不容许自己的生命与灰败为伍,即便在周天寒彻的日子,也能在心壤上抽出一茎春芽,独自消受那丁点儿绿意,积极引领一个姗姗来迟的季节,那么,我敢说,你已经是“自我受用、家庭受用、社会受用”的造物之杰作了。这样,你用来警醒自我的“紫手环”就可以永久地脱卸下来了。
生命,不是用来抱憾的,而是用来盛开与宴飨的。我愿每个人都活得像我老师笔下的那个“女”字一样,端丽,优美,有风骨,有锐气,无瑕疵,不造作。
见贤思齐,见善思齐,见智思齐,见美思齐——恭喜你,你赚了!
矛盾的德国与德国人
一谈到德国或者德国人,我们可能会想到很多,除了大师辈出之外,德国工业的发达和德国人的严谨恐怕常被想起或提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趣或者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我眼里,德国人还挺矛盾,比如:“大小”、“粗细”、“冷热”、“穷富”等。
大身材小空间
因为地理环境和人种的缘故,德国人大多天生高大魁伟,日尔曼男性一米八以上很常见,一些女性也很高挑,但是,德国人对空间的概念却十分节俭,有时候到了“小气”的程度。在德国最大的法兰克福机场,为了方便乘客,甚至跟火车站毗邻设计,方便德国全国甚至西欧乘客的往来。机场的办理口多达上千,但是,每一个办理口都很“迷你”,称重、传送带都按照统一标准设计,超大号的箱子只要侧身放置,基本都可以满足乘客托运的要求。无形中既节约了空间,又规范了登机程序,还对乘客的排队做出了限制——仅限一人依次办理。同时,登机口也比较袖珍,基本可以满足80%乘客的座位需求。不仅如此,德国的建筑特别是住宅的高度也没有想象中的高,一般在2.4 - 2.8米。问起来,才知道高空间虽然“敞亮”,但无形中浪费了很多资源。并且,德国冬天天气寒冷,稍微紧凑一些,也能使人感到温暖。
粗气量精设计
德国人尽管粗犷,但设计制造上,“Made in German(德国制造)”却鼎鼎大名。先不提传统的制造业巨头,或者百年来一直在火车模型生产制造上的隐形冠军,单房屋装修一件事,就很耐人寻味。德国街头一些老旧房屋必须维护整修,工期一般在一年以上。虽然时间战线很长,但德国品质确实令人仰慕。要知道,这里的楼房一般都可以使用200-300年之久。法兰克福机场安检两端各设有一个宽广的分拣台,可供4-6名乘客同时装取自己的随身行李。而盛装行李则设有标准型号的安全篮,在传送带上来来回回。装置虽然简单,但安全、快捷、规范,可见德国人的严谨细致。
冷气候热心肠
德国冬季并不寒冷,美中不足的就是缺乏日照。长期缺乏日照,人的情绪便容易低落。据说,不少德国人在冬季容易患上忧郁症。因此,德国的很多建筑外墙都经过了色彩的精心修饰,红、黄、蓝、橙、紫等暖色调和艳色调占了绝大多数。不仅如此,许多商家“夜不闭户”,24小时橱窗灯光闪耀,增加了热闹和喜庆的氛围。不少德国人很热心,路上遇见会主动招呼,面带笑容。一次我两手拎着行李上楼梯,竟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主动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富国家穷打算
德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现在的很多州已经提前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前社会主义时代。不少德国人都充分享受着国家全面、优良的福利待遇。尽管如此,这一欧洲富国依然过着精打细算的日子。德国所有的垃圾都实行分类处理,一般生活垃圾是一类,塑料制品是一类。而且塑料瓶之类都可以去定点废品站回收处理,完全自助,按个数和“个头”收费。据说,一般一个易拉罐1-2毛不等。这个价位,5-1O个易拉罐就可以换得一张车票了,所以一般家庭都有这样积少成多的习惯。法兰克福机场的登机口只设置一个检票员,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看着“一字长蛇阵”的队伍,虽然感觉服务有些“憋屈”,但却很实用:低碳、环保、规矩。不知不觉,我也逐渐欣赏起法兰克福机场这种“精打细算”的气质了。
古代的大学体制
有人认为大学体制是西方人创造,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即有高等学府,只是办学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兴叫“大学”。商时的中国大学叫“太学”;周时叫“国学”,国学是周王办的,诸侯办的则叫“泮宫”;西晋时称“国子学”,北齐易名“国子寺”;隋则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都是这叫法。
真正把大学叫“大学”的,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当年,中国诞生了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
与大学不叫“大学”一样,中国古代的大学生也不称为“大学生”。以明代称谓来说,通称“生员”,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叫“监生”,学生可享受“助学金”,由国家财政支出,因为是用于学生改善伙食,故称为“廪膳”。
国子监是朝廷的中央官学,用现代人的话说,它是中国古代的国家级重点大学,学生比现在博士的水平还高,其学术地位远胜于今国务院“211工程”中确定的全国重点大学。现在的大学生连个工作都难找,但国子监的毕业生可没这担心,不仅包分配工作,很多时候还“包当官”。明代便规定,“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换句话说,上了国子监就能当官,上不了便别想往上爬。
试想,“包当官”的大学谁不想读?所谓“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大概就是这原因吧!
上大学的好处多多,但上大学得凭成绩,要考,古今一理。没有成绩,如果有一个不凡的家庭背景,有当大官的老爸、太子党的身份,也可以,特招嘛。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是不是没门了?也不是,但前提条件得有钱——买个入学名额。
古时的入学名额叫“员”,生员就是这意思,即今“招生指标”。所谓花钱上大学,就是购买到这种招生指标。招生指标并不是每个朝代都买卖的,最疯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经明码标价,以收取“赞助费”的方式,公开出售招生指标,这种行为叫“官倒”。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虽是布衣出身,无文凭缺学位,但却很重视教育。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时全国尚未统一,朱元璋便在应天府(今南京市)的集庆路附近开办了明朝第一所国立重点大学——国子学;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及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全国统考”(乡试)。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国子学改称“国子监”。明成祖朱棣夺位后,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于是明朝有了两所国立重点大学,即南京国子监(或“南雍”)和“北京国子监”(或“北雍”)。南雍和北雍,可以看成是明朝的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
国子监是古代出“贤人”的地方,现在南京、北京的明国子监遗址附近都有“成贤街”就是这原因,招生指标是不应该成为商品的。但是随着国力下降,中央财政严重亏空,朝廷急于搞钱,便开始“教育乱收费”了:凡想上大学、到国子监读书者,不论成绩优劣,不问家庭出身,“军民子弟”只要肯出“赞助费”,就发给“录取通知书”!有意思的是,明朝时收取的赞助费不要现金,只收当时短缺的粮食或是马匹等。
“官倒”乌纱帽,在古代中国屡见不鲜,但像明朝这样“官倒”招生指标的,实在少见,可以说开了中国花钱上大学风气之先。国子监的学生,本来因为出身和入学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举监、贡监、荫监、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标可以买卖后,叫法又多了一种“例监”,这是给通过买指标入学学生的专有称呼。
黑豆鼠的困惑
智利高原上有一种黑豆鼠,这种鼠因为以高山上一种灌木结出的黑豆为食因而得名。
它们每个群体中都有首领,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研究,那就是黑豆鼠首领的命短,只要它被推举为首领,那么,在一段时间过后它就会死去。
在黑豆鼠首领身上,常会发生两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一个是它易怒。在高原上,还有一种灌木果实酷似黑豆,有些未成年的黑豆鼠出去找食时,经常把这种果实误认为是黑豆而叼回来,当它向首领交公的时候,首领发现不是黑豆,就会十分气愤,在那里狂吼,然后不停地用爪子拍打自己头部,以示自己的愤怒。另一个是它易恼。每个月,黑豆鼠都有两次集体外出找黑豆的行动,这两次行动,都由首领带着,浩浩荡荡地奔向它认为黑豆众多的地方。但由于高山上黑豆鼠群体很多,当它们到达的时候,这里的黑豆早已被另一个群体洗劫一空。这个时候,首领的情绪就会非常低落,其他黑豆鼠向它交食,它不理,其他黑豆鼠进食,它也不吃,好像在自责。其实,这两个现象就是黑豆鼠首领短命的原因:因为不断有未成年鼠找错黑豆,它经常气愤;因为每月都要集中找黑豆,经常有扑空的现象,它就不断自责烦恼,最终导致它长期愤怒抑郁而死。
它的死也让我们懂得: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烦恼,是用自己的过失折磨自己。少发怒,少烦恼,这才是有智慧的人生。
短缺带来的幸福感
痛苦始终是痛苦,舒适始终是舒适。但是舒适得太久了,舒适也就不存在了,因此,“短缺”构成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你到喜马拉雅山去,那里什么都是短缺的,连空气都短缺。我们住帐篷,甚至要男女挤在一个帐篷当中,完全不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人在短缺的前提下,首先是讲求生存。
在短缺环境下的救援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登山时出现危险,同时有老人和小孩被困,我们想都不想就会先救小孩,因为这是根据“平等原则”来的。老人年龄大,生存的时间比小孩长,所以应该把机会留给年龄小的人。再者,身体好的和身体弱的,先救谁?先救身体好的,这是根据“效率原则”。因为如果先抢救身体弱的,他身体弱,在极端环境下可能挺不过去,而身体好的人没被抢救,也会死掉。是故,根据“效率原则”就是要先救身体好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假设性问题,使男士们很为难:“如果母亲和媳妇同时掉到河里,只能救一个,你救谁?”当然,要是媳妇不在场,就比较好回答:“救母亲,因为母亲只有一个,媳妇可以再娶。”但如果媳妇在的时候,他显然不敢这样回答。但按照登山原则,这个问题很简单,你让我回答,答案就是:“救媳妇。”按中国的传统应该是救母亲的,因为“百善孝为先”;但是按照登山原则,要救媳妇,就因为前面说的那两个原则。所以,在登山的时候我就说,如果在遇难的情况下需要牺牲,第一个应该被抛弃的就是我老王。
你处在短缺的环境中,才会懂得珍惜。比如说,你在登山的环境下生活,一个月、两个月不能洗澡,你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洗个热水澡。但你在城市,天天都洗澡,你绝对不会觉得洗澡有什么亲切感。但只要你一个礼拜不洗澡,在那个环境下,你一定会觉得:“哎哟,热水淋浴太美妙了。”这个美妙怎么来的呢?就是短缺。
再比如,我出差都住宾馆商务间,那里面一定有鲜花、水果。你习以为常了,根本不会去关心花和水果新鲜不新鲜,甚至连尝都不会尝一尝。但你如果是在喜马拉雅山营地,你的同伴这个时候掏出个苹果给你,你会觉得这个苹果的分量真是太重了。所以,短缺之下你才会发现,自己平时原来忽略了很多好东西,你才会珍惜人们之间的缘分,你会不计较原来你睚眦必报的东西。实际上,登山给我带来的这些感悟,才是最使我受益匪浅的。我登6000米以上的高山,就像吸鸦片似的,浑身通畅,会上瘾。下山最多两个月,觉得又要进山了。我的腰椎、脊椎都有问题,但只要是一进山,浑身通畅,什么病都没有。下来之后呢,感到极其舒服,但是这样舒服的状态顶多持续两个月。所以我说,登山运动实际上成了我的一种生活状态。登8000米以上的高峰,有危险,环境恶劣,所以要适应它。平常的时候,我把家里的地下室自己改装成了一个小的攀岩馆,每天早上起来我要在这上面当20分钟的“蜘蛛”,挂在“岩壁”上。但是这样不过瘾,两个月之内,一定要去登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为的是保持状态。
有梦想的人才能举起奥斯卡
1978年,当我准备报考美国伊利诺大学的戏剧电影系时,父亲十分反感,他给我列了一个数据:在美国百老汇,每年只有两百个角色,但却有五万人要一起争夺这少得可怜的角色。当时我一意孤行,决意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父亲和我的关系从此恶化,近二十年间和我说的话不超过一百句!
但是,等我几年后从电影学院毕业,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所在。在美国电影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要想混出名堂来,谈何容易。从1983年起,我经过了六年多的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大多数时候都是帮剧组看看器材,做点剪辑助理、剧务之类的杂事。最痛苦的经历是,曾经拿着一个剧本,两个星期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一次次面对别人的白眼和拒绝。那时候,我已经将近三十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而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没法自立,怎么办?继续等待,还是就此放弃心中的电影梦?幸好,我的妻子给了我及时的鼓励。
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但她是学生物学的,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小研究室做药物研究员,薪水少得可怜。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大儿子李涵,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我每天除了在家里读书、看电影、写剧本外,还包揽了所有家务,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我就和儿子坐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他听,一边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生活费)回家”。
这样的生活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很伤自尊心的。有段时间,岳父母让妻子给我一笔钱,让我拿去开个中餐馆,也好养家糊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把钱还给了老人家。我知道了这件事后,辗转反侧想了好几个晚上,终于下定了决心:也许这辈子电影梦都离我太远了,还是面对现实吧。
后来,我去了社区大学,看了半天,最后心酸地报了一门电脑课。在那个生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似乎只有电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让我有一技之长了。那几天我一直萎靡不振,妻子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反常,细心的她发现了我包里的课程表。那晚,她一宿没和我说话。
第二天,去上班之前,她快上车了,突然,她站在台阶下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告诉我:“安,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
那一刻,我心里像突然起了一阵风,那些快要湮没在庸碌生活里的梦想,像那个早上的阳光,一直射进心底。妻子上车走了,我拿出包里的课程表,慢慢地撕成碎片,丢进了门口的垃圾桶。
后来,我的剧本得到基金会的赞助,我开始自己拿起了摄像机,再到后来,一些电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这个时候,妻子重提旧事,她才告诉我:“我一直就相信,人只要有一项长处就足够了,你的长处就是拍电影。学电脑的人那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个,你要想拿到奥斯卡的小金人,就一定要保证心里有梦想。”
如今,我终于拿到了小金人。我觉得自己的忍耐、妻子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一定要在电影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因为,我心里永远有一个关于电影的梦。
采访是一场抵达
我觉得对我来说,采访最大的障碍就是一句话,“我认为我是对的”。这句话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碍会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顾准原来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如果一个采访者带着定见,很难了解世界的复杂。
前段时间我采访魏德圣,他拍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就是当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是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间的一场战争。
魏德圣说,在台湾历史当中关于这个事件只有两句话,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军队;再看日本的教科书也是两句话,是某年某月某日台湾某个原始部落的一场暴动。反抗和暴动,这是对于一件事情的两种解释,都只有两句话,都很简单,但魏德圣说记者式的社会思维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那样的选择?”
魏德圣说,他进入这个头领内心的时候,受过很多的冲击,一开头他会热血激沸,觉得很牛,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干掉了。但了解越深,他开始发现自己精神上出现了危险的摇晃,比如说他去接触当年认识这个部落首领莫那鲁道的人。那个人跟他讲,他根本不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流氓,每一个经过他部落的人他都会打,他控制欲很强。然后魏德圣又会去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战争之前让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时候他害怕得简直写不下去了,因为在不断地推翻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达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心灵的过程是一个可怕的过程,可怕在哪?可怕就在于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险就在于思想本身是不安的。它拒绝接受已经形成的定见,他需要从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发去认识人,这本身就意味着动荡、不安、危险,还有进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没有依靠,你原来思想上可能有一个拐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抛掉,这个拐杖就是人类已经形成的习俗、观念。就像一个被按在水里的人,你必须把头埋在水里面,学着呛水才能够学会思考。
所以我要讲的下一句话就是,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用来认识世界。我很年轻就做了记者,年轻人最热诚,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真的想通过报道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假如你有这样强烈改造社会的目的,就容易形成你头脑当中的偏见,你认为世界有一个完美的范式,它就应该向那个方面发展,假如它不是那样,你就不接受,你就抵触,你就想改变他。这样就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你根本改变不了,对方发现你想影响他的时候他就不接受你了,会背道而驰;第二个结果是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挫折感或者绝望,放弃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
有同学问,那我们的媒体道德是什么,我现在认为记者的道德就两个字,很简单,就是“明白”:让人明白,让人明白这个世界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你把这点做好就可以了,即使我不能够清空自己的一个情绪判断,也要有一个戒备,佛经中说“念起即觉,觉即不随”,这个念头要起来你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会不会跟随它,要有这个意识。
媒体的职责不是提供“热”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动社会的热情,媒体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
面对饱受社会争议的对象,他已经带着全部的盔甲来面对采访了,你要感受他,设想如果你是他,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感受,会
什么样的准备。而且,他会因为曾经遭遇过敌意和攻击,收缩得更为紧张,他时刻准备要么反击要么逃避。
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只有这样的模式。
那么采访要达成的是什么?采访达成的是信息,你必须要问舆论期待知道的问题,不可以回避。但要提供一个让大家明白造成这一切的因果和背景,那记者就不能够跟他构成对抗的关系。我现在对自己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事苛刻,对人宽容。
年轻时期采访,有时喜欢把对方逼到墙角,攻击他,反正你手里也没有武器了,反正你会倒在地上,那样更好看。但是人成年了,我觉得还需要某一种宽厚,这个宽厚不是乡愿,是一种认识,就是你认识到人的头脑和心灵是流动的,你不要动不动就拿一个大坝把他的心拦起来了,就不让他进,也不让他出了,其实人是可以流淌的。
好感和反感是你在观察人的时候最有害的一种心态,你要在采访前就对一个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你就没有办法诚实和客观地观察他了。
活出现场感
圣诞期间,美国妈妈简妮尔·霍夫曼给13岁的儿子买了个iPhone当礼物,可又附加了 “使用条款”18条,比如不可看色情图片、丢失了自己负责、妈妈必须知道密码、每天晚上7:30必须关机上交等。
智能手机属聚合文化的产物,能把诸多功能集合起来,让人一切尽在“掌握”。如何让尚未养成自律习惯的孩子使用,家长分歧很大,有的亮红灯,禁止使用,这做法其实很难,说实在的也禁不了多久;有的亮绿灯,撒手不管,这也不负责。我比较中庸,倾向“黄灯”:觉得可仿照简妮尔妈妈的做法,让孩子使用,用出名堂来,但要有规矩。大家可以把这件事情转作教育机会。
教孩子负责地使用技术是好,可我们自己能否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求他人,没有说服力,也没有效果。
简妮尔的18条规则中,还有一条是“不要拍摄成千上万的照片和录像。没有必要逮住什么都记录下来。去活出这些体验来。它们会永远存在于记忆里。”
说来惭愧,我自己就喜欢拿着手机随手拍。美国地广人稀,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到处是,有些过去只能从国外风景明信片上看到。这环境作为背景,很上相,勾人去拍。我在网上写东西不少,“一张图片等于千言万语”。文字力不从心处,有图有真相,拾遗补缺。
另外,生活在新的国家里,好多东西我少见多怪,充满好奇,很想跟远方的亲友分享。到中国的美国人也一样,很多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新奇的英文招牌,在外睡觉的人,打赤膊在门口逛的老头,他们也好奇,也去拍。
不过,恐怕还是中国人拍照多。有一个美国人跟我开玩笑说:“100个中国游客,会带着101部相机到处拍。”最近美国某地有事,参与的人很多,有媒体给出报道,还配发照片。有读者评论说:“哪里有多少人参与?怎么我看到的全是记者在拍照?” 我去一看,发现这些人大多并非记者,只是在“围观”。“围观”的人, 通用姿势是拿着手机拍摄。
手机的镜头,于是成了新的盲点。大家举起手机,挡了视线。只顾事后回忆,不顾当下体验。
我小孩在学校的表演,我在拍摄,只能通过手机屏幕去失真地看,留下的是照片和录像,或许最终还会删掉或者遗失。而现场感,说错过就错过了。留下一堆照片,如假花,或许经久不衰。而鲜花的色泽和芬芳,或许会留下更深切体验,在人的记忆里历久弥新。
在这数码时代,日子久了,大家电脑里装满了照片和录像,倘无随手整理好习惯,换电脑时难以处理。用“云储存”也是大问题,美国能存的,国内有时候看不到。云储存的容量通常也有限,尤其是录像部分。好多照片与录像,最后我索性删了,大脑里也记不清了。现在,除了有特定目的,比如要写散步的文章,去拍小径配图,否则我尽量节制,多参与,少拍摄,或是拍了使劲筛选,可有可无者,一律删掉。
中国手机普及率居世界前列。去饭局,一口饭没下口,一群人围在桌子边拿手机拍,然后一个个传微博。有的“低头族”吃饭中开小差,拿出手机看这看那,饭也吃不尽兴。为了避开这高科技的诅咒,洛杉矶一家餐厅规定:客人餐前将手机交给餐厅保管,餐厅将打95折。
不去拍菜,菜吃起来更香。简妮尔妈妈说得有道理,“去活出这些体验来”,把记忆交给大脑而不是内存。
万物有时,人该有不插电的时候。高晓松说他坐牢的时候最开心,恐非矫情,天天做大忙人,日子被电话短信微博切割得一地鸡毛,也是一种悲催。手机带给我们世界的纷繁,让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可是天下事不论大小,都被推到你的视野里,不关注也得关注,何尝不是诅咒?没有我们的时刻关注,太阳照样升起。天天看姚晨感冒好了没有,章子怡和撒贝宁有没有戏,不过是在低头看他人的生活。怎舍得让自己的日子,从身边悄然溜走?
大学究竟给了我们什么?
我觉得大学最重要的是给了我老师,让我抱着一些懵懵懂懂的想法,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文革结束年代,开始了一段对经济学的学习之旅,也开始了我新的人生规划。老师是我第一个启蒙者,他们每一堂课站在那里,把点点滴滴知识传授给我们,把我们由一个未知的状态带入到已知,还让我们对已知的东西进行分析、提升。老师是我从毕业以来,尤其最近二三十年来,心里最大的一个正资产。正是这些老师当年给我的鼓励和一些重要的点拨,让我能够有信心来看透事物发展的规律,并且不断增加自信。
对老师的回忆总是很具体的。到如今我还记得,何老师对我们这个系做的所有塑造和指引,我们也不断地以何老师为荣,何老师在我脑海里总是一个和蔼、慈善、睿智的长者形象。
直到后来,当我在中央党校也短暂地做一段老师的工作后,包括创业到今天,才能体会到,实际上老师传授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在塑造人,特别是在塑造我们一生所需要的谦逊和豁达,以及做人的力量。这是学校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恩惠和最宝贵的一笔资产。
同时,从学校里我还得到了同学。从报到第一天开始,我的生命中就有了这样几十位同学,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奔跑的运动员,中年的时候大家是相互扶持的拐杖,老了以后我们是坐在太阳下,散步在林阴道,回忆中最亲密的心灵伙伴。
这几十年来,得到同学的帮助确实太多太多,同学像兄长,什么事情你找他,都不拒绝,什么时候都不用虚伪的眼神看你,什么时候都直截了当。这么多年,当我有什么想不明白,或者实在觉得谁还能帮我一下的时候,最后一个想到的就是同学。
记得在1989年之后第一个春节,我在维迎家,和他的家人一起过年,那时候是我最困难的时候,穷到连一张火车票都买不起,又没有地方过年。后来维迎出国了,把他的房子给我用,也没有收房租,连电饭煲也给了我,应该说万通的创办其实是在维迎家里开始的,我有时候跟维迎开玩笑说,其实你才是我们公司真正的创办人,你是用资产来参与创办的。
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那天天还没有亮,纪坤来接我,上北京的第一顿饭在纪坤家,是他母亲亲手做的,热腾腾的。后来,连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加入了公司,毫无保留地像大哥一样支持我,当然还有向力,也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广西给我很大的支持。随着时间越来越久远,同学变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撑,特别是在当年迷惑、无助、无奈的时候,甚至不能向父母开口的时候,正是同学给了我最大的温暖和力量。
大学,当然还给了我知识,虽然知识可以在今后不断地去学习,但是有那四年的时间,扎扎实实、心无旁鹜地认真去学习,特别是在当时社会转型时期,又加进很多自觉、被动的各种各样的思考,使得那段学习时光特别难忘。
我们读的是经济学,在这四年里,从一个无知的少年,到有一个最初的商品的概念,再到后来能够钻研《资本论》,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略有所知,到整个建立一个基本的经济学的素养和分析问题的框架,都是在这四年里形成的。这样一种框架,一种分析能力,随着时间的延长,特别是对我作为一个企业的工作人员特别重要,让我的语言系统变得多起来。除了一般做生意的江湖语言、官场语言外,我还能有经济学的基本语言、词汇的素养,让我能跟经济学者、财经从业人员交流时,能听得懂他们讲什么,也能够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聊天。
知识就像空气、营养、水分一样,一刻也不能离开。但是在学校这段,应该是氧气特别富有,营养特别充足,水分特别充沛的时期。那四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用知识浇灌心灵的时期。
学校在知识方面,除了我们本科,还有很多跨学科的专业,还有其他的一些机会让我学习到经济学以外的知识。我记得那时候有新型画展,我们还知道了西单民主墙,知道了思想解放,知道了原来社会还有这么多人用别的方式在思考。今天如果说我们仍然可以坐下来读经济学,仍然可以考硕士、博士,但是已经完全感觉不到文革之后的第一个思想解放、思想自由给年轻人带来的那么一种欣喜和兴奋。
现在想起来,学校给了我老师,给了我最重要的同学,给了我知识,给了我回忆,其实这一切最终都给了我一个身份的符号,就是77级大学生。每当我填写履历的时候,必须要填的就是西北大学经济系77级学生。这是我终生的一个符号,这个履历把我定位在人生的每一个场景中,让我在扮演其他角色的时候,我第一个出场的本色是西北大学经济系77级学生,正因为如此,我才发现,原来学校给了我一个可以依托一生的身份证明。
我比你容易些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威廉·詹姆斯,为了了解美国社会生活在最底层的流浪汉的生存情况,他将自己装扮成一个瘸腿流浪汉,混迹于迈阿密一群流浪汉中。
看着身有残疾、衣着破旧、满脸污垢的詹姆斯,这群流浪汉眼睛里顿时流露出一种关切地目光。一个流浪汉走了过来,他递给詹姆斯一根树棍,对他说道:“兄弟,拄着它,方便些。”
詹姆斯接过树棍,用手一篇篇地摩挲着这根光滑、发亮的树棍,脸上露出感激的神色。抬眼望去,忽然,心中好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打了一下。他发现,刚才那个递给他这根树棍的流浪汉走路一瘸一瘸的。那背影,却在努力地直立着,好像有一股力量,在他身上燃烧。
拄着这根树棍,詹姆斯似乎感受到了从这根树棍上传递出来的一种力量。很快,他就取得了那些流浪汉的信任。他们带着詹姆斯在各超市、居民区的垃圾箱里,捡拾被人丢弃的食物和废品。他们还告诉詹姆斯哪个地方废品多、什么废品值钱、什么时间捡等等经验之谈。
看到詹姆斯瘸着腿翻捡废品很吃力,一个年轻的黑人流浪汉走了过来,他拍了拍詹姆斯的肩膀,将手中的一大袋废品递了过来,对他说道:“兄弟,你到旁边休息一会儿,这些废品你拿着吧!”
詹姆斯听了,一愣,疑惑地说道:“这怎么行?这些也是你好不容易捡到的啊?”
那个流浪汉听了,咧开嘴,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说了句:“我比你容易些!”说罢,转身走开了。
詹姆斯拎着那一袋废品,一遍遍地回味着刚才那流浪汉说的那句话,心中溢满了温暖和感动。
中午吃饭时,一个佝偻着背的流浪汉走到詹姆斯身边,他递给詹姆斯两块面包,对詹姆斯说道:“吃吧,兄弟!”
詹姆斯听了,疑惑地问道:“你给我吃了,那你吃什么呢?”
那流浪汉咧嘴一笑道:“我比你容易些!”说罢,就向旁边走去了。
晚上,詹姆斯与这群流浪汉蜷缩在一个桥洞里。看到詹姆斯睡在桥洞的外沿,一个满头银发的老汉走了过来,他对詹姆斯说道:“兄弟,你睡到我那边去,那边舒适些。”
詹姆斯听了,疑惑地问道:“我睡到你那边去,那你睡到哪里去?”
那个流浪汉听了,咧嘴一笑道:“我比你容易些!”
又是“我比你容易些!”詹姆斯一遍遍地回味着这句话,心中溢满了柔软。他想,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流浪汉,虽然生活十分困顿,但是,在他们心中,看到別人的难处,总会及时地伸出手援助下。因为他们总能看到自己比别人强悍的一面。
詹姆斯与这群流浪汉生活了半年多。这半年多来,他与这些流浪汉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那个总爱说笑的黑人流浪汉阿里,一只手有残疾,但是,他却总爱帮助那些两只手都有残疾的人。面对感激,他总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比你容易些;那个耳朵听力很弱的流浪汉鲍比,每次捡拾到好的东西,总是爱分一点给那位有眼疾的流浪汉。面对感激,鲍比总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比你容易些;那个身体瘦弱的流浪汉凯特,总是爱帮助那位身体肥胖臃肿的流浪汉,面对感激,鲍比总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比你容易些……
这群流浪汉,虽然来自不同地方,身份、背景各不相同,但是,在这个集体里,他们总爱互相帮助、互相安慰、互相鼓励。那句“我比你容易些!”成为这些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这句话,仿佛像一块磁铁,将大家紧紧地团结了起来。风雨中,他们脸上,始终有一种从容、淡定的神色。这种神色,给人一种力量和勇气,能抵御尘世间一切风雨和险阻。
随后,詹姆斯在美国《纽约时报》撰文,文章的题目是:我比你容易些。詹姆斯在文章中写道:我比你容易些,是流传在这些流浪汉中最温暖的语言,虽然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他们总能看到自己比别人优势的一面,他们用自己微弱的优势,在努力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正是有了这样的帮助,才给了别人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流传在这群流浪汉中的“我比你容易些!”恰似一缕和谐的春风,在人们心里荡开层层涟漪,成为化不开的温暖和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