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编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对我国的教育制度研究的很透，也通解各国良好的教育制度。为多家杂志专栏作者。
上海科技大学获教育部正式批准，于2014年招收本科生，面向全国部分省市共招生200名，全部安排在提前批次，其中在上海招生约100名。对于本科招生，上科大积极探索“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多元选择”的招生选拔模式。综合评价涵盖学生的高中阶段整体情况、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校园开放日综合表现等。（人民日报2月20日）
这是继上海纽约大学之后，上海又一所新建本科院校招生，而由于其公办的属性，其办学探索同样引起社会的关注。很显然，如果上科大就是一所采取传统公办学校模式举办的大学，其举办并没有多大价值，只是新增一所公办大学而已。这所学校要体现其价值，必须探索创新学校模式。
上海科大称，学校已在多方面取得突破，在中国高校里是先行者，包括转变政府直接发文管理的方式，通过校务委员会共同决策；改革教授一年一考核的方式，采用长周期、国际检验的办法保证教师的质量；借鉴美国的Tenure制度，以6年为一个考核周期对教师进行考核，而且将教师的学术业绩放到国际上去评审，通过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来予以评估；推进书院制建设，重视通识教育本科入学后将面临两个归属，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院，负责培育学生的专业能力；在书院里，学校为每一名学生都配备了导师等等。
可以说，上海科大在建设现代治理模式方面，已开始积极探索，而其很多探索与此前的南科大颇为相似，为此，也有舆论担心，上科大的改革会否步南科大改革的后尘，很多设想很好的改革，最后却没有得到实质性推进。
拿校务委员会来说，上海科大校方称，建立了一个发挥实质功能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决策行政事务，市政府和中科院不会直接发文给学校，而都是作为校务委员会成员共同参与决策。学校通过校务委员会来管理每年的财政预算、人事任命和其它重大决定。
上海科大的校务委员会，虽没有称为理事会，但听上去与国外大学的理事会（或董事会）很类似——政府对公办大学的管理，不是直接介入，而是通过理事会决策，理事会通常由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校领导、师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人士共同组成——但也有所创新，这种决策模式，一方面保障了举办者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有利于学校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
这种决策模式能否真正扭转行政治校的问题，必须注意两方面，一方面，校务委员会成员的构成应淡化行政色彩，如果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全部由行政部门委派，且多是官员身份，其决策性质就可能还是行政决策，而非民主决策。南方科技大学曾在2012年成立大学理事会，也是希望打破传统的行政治理模式，改为理事会治理，可由于理事均由政府委派，且官员比例过高，而遭到社会舆论质疑，而从实际运行效果看，也不理想。
另一方面，要明确校务委员会的权责，包括其与校长的关系、学校内部教授会、学术委员会的关系等等，如果校务委员会的校长、学术委员会、教授会的权责关系模糊，将影响其作用的发挥。南科大的理事会就存在这两方面的问题，影响了作用发挥。
上海科大也提出书院制，这也和南科大类似，这一设想很好，但要落实好，同样面临挑战。首先，导师是否真正起到导师作用，国外大学的寄宿制（书院制），最大的特点是导师和学生的紧密沟通和交流，学生在和导师共同生活中成长，虽然学校对导师的书院工作也要进行考核，但如果整体的考核评价重视学术研究，书院的考核就可能很次要，这就和其他大学中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一样。其次，是否推进学生自治，现代大学中，学生自治是十分重要的组成，既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也维护学生的权利，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决策，还对学校的办学进行监督、评价，如果大学缺乏学生自治的空间，书院制和通识教育，都只是看上去很美。
从上科大的改革探索中，有一点值得欣喜，就是对于改革的追求，并没有因改革遇到挫折而停下脚步，还是有大学在继续探索。我们期待这种探索能修正成果，不是在探索中走调变性或消失得无影无踪，要突破南科大遭遇的困境，在中国高校中真正建立起现代治理模式，只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新建的上科大才前景光口，同时，对于我国大学来说，才有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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