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生死状”无法让大学走出“无奈”的困境【熊丙奇博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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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编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对我国的教育制度研究的很透，也通解各国良好的教育制度。为多家杂志专栏作者。

最近，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被校方要求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该协议书一项内容——“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引起热议。记者就此采访我，我提出这一协议是无效的。有教育业内人士不以为然，认为协议还是有一定的效力的，而就是无效，学校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

我理解学校的无奈，但无奈之举无法让学校走出困境。近年来，不时有大学生自杀、自伤的消息传来，而每遇学生自杀、自伤，不论学校是否有责任，家长都会缠着学校，要求学校赔偿，面对这种情况，学校也就只有拿出签“生死状”的办法——如果遇到家长索赔，学校可以拿出学生当初签订的协议书，称学校无责。

但学校真能就此无责吗？这要分情形而论。一种情形是，学校在学生伤害事件中，有过错，责任没有履行到位，在这种情形下，就是学校拿出协议书，也是推不掉责任的——确定有无责任，不能由校方说了算。

另一种情形是，学校已经履行了相应责任，并无过错，在这种情形下，学校本没有责任，再拿出事先签署的协议书，就是多此一举，反过来可能会激化矛盾——学校这样做，是不是在放任自杀、自伤？

其实，对于学生校园伤害事故，我国已有《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下文简称办法），依照该办法，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应当根据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法确定。 这一办法也规定了学校应当承担责任和无法律责任的情形，如果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依据的是处理办法，而不可能是协议书，既然有了处理办法，还要协议书干啥？

这么简单的道理，学校不会不明白，那么，为何学校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目前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没有权威的机构“依法认定”，往往就由教育主管部门调查、认定，而这种调查、认定，很难得到家长的认可——家长认为教育部门和学校是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显然希望用简单的办法，界定责任。但这把责任界定想得太简单了，如果学生出了自杀、自伤事件，家长是不可能理会这一纸协议书的。

其二，就是有权威机构认定责任，学校也希望家长走法律路径维权，由法院审理该怎么赔就怎么赔，可家长并不愿意走司法途径，一来这十分耗时，二来根据有关赔偿规定，获赔极为有限，于是家长宁愿与学校交涉。在现实中，一些学校为息事宁人，在行政部门的协调下，并没有做明确的责任界定，就支付赔偿，这也进一步让依法处理这类问题变得很困难。

学校要意识到，只有依法治校才是处理学生伤害事件的正道，而要做到依法治校，学校首先必须严格落实《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教育法律法规，规范办学行为和教育教学，履行作为办学者和教育者的责任；其次必须在校内推行民主管理，对于大学来说，要发挥学生自治的作用，通过学生委员会参与学校办学管理、监督，督促学校尊重学生权益，而不能漠视、侵犯学生的权益。

但现在学校的处理办法，却走在一条与依法治校完全相反的道路上。签订协议书的行为，表明学校并没有法律意识，而既然学校都不尊重法律，何来引导依法治校呢？面对社会舆论的质疑，校方似乎已认识到这一点，改口称协议的意义类似“温馨提示”，是对学生的文明约定，目的是告知新生在宿舍需要注意的事项，从而实现要求自律的目的。这是怎样的“温馨提示”？有温馨提示要求学生签字的吗？如果校方给教师们签订类似的协议，称教师在学校中自杀、自伤，要自己承担后果，教师们会认为这是“温馨提示”吗？

也有人理解，这是学校在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毕竟签协议的过程，就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如果这就是“生命教育”，那“生命教育”也太简单、形式化了。这也正是我国学校教育的问题所在，对于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这些十分重要的、影响学生终身发展的教育，学校并没有深入开展，而是停留在概念和形式上，说到底，这暴露出当前大学人才培养的缺失。

只有重视人才培养，以培养合格的公民、优秀的人才为出发点，设计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校园活动，将生活教育、生命教育、心理教育融入学校日常的教育教学服务中，实行人性化管理和服务，才能减少学生的心理问题，也才能让更多学生有一个积极、有意义的大学生活。这样的大学才会赢得尊重，也才会减少师生的冲突、家校的矛盾，走出无奈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