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被香港大学录取的今年辽宁省文科状元刘丁宁又返校“复读”的事引来热议。关于刘丁宁离开香港大学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说是被港大辞退的，有说是她辞退港大的。比较而言，她中学校长的话似乎更可靠：刘丁宁现在确实在本溪市高级中学上课，但只是为了保持一个好的学习状态，她其实只是休学，她想要追寻更纯粹的国学。
如果确实出于“追寻更纯粹的国学”而选择放弃这所多少人梦寐求之、已经连续三年获《QS世界大学排名》亚洲第一的大学，这位女孩的行为还是非常勇敢的；再加上72万元人民币全额奖学金的弃之不顾，听起来真像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励志故事”。
可惜，如此“励志”难掩背后巨大付出后的酸楚：即便金钱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三年的高中拼搏，父母为此的担心劳累，再加上又一年的艰苦复读……其中的时间和情感成本如何计算？尽管我们不知道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位女孩当初在填报志愿时为何没有“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选择一个自己中意的大学，可是谁又能保证自己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在没有试穿一双鞋子之前，敢肯定自己百分之百地不适合呢？而如今，这些本该不应有的酸楚都只有这位女孩和家人默默品尝了。这，难道不是一种“教育悲情”吗？
其实，刘丁宁只是千万高考大军的一个缩影。尽管没有专门的机构统计，但从每年成千上万的“高四生”来看，恐怕为数不少。按理说，这种因为高招制度设计的原因而造成的人为成本，在我国大学普遍提出与国际接轨、创建国内乃至国际一流高等学府的21世纪的今天，不应再是很突出的问题。可惜的是，多年来所倡导的改革，无论是高考制度改革也好，还是大学间学分互认也罢，要么只是在边缘游走，要么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少从实质上动真格。说白了，给予学校的学生选择权、办学自主权却远远没有向国际接轨，在此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何止一星半点？
不是吗？早在一个世纪前，德国就实现了学生自由转换学校和专业。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一书中就曾记述，德国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入学以后，愿意入哪个系，就入哪个；愿意改系，随时可改。他还说，有的学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或者甚至一学期换一个大学。经过几经转学，二三年以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大学，满意的系科，这时才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触。而他自己就是在这样一种绝对自由的气氛中，先是希腊文，后又罗马文，中间又有若干小插曲，如是几经选择，才最终找到了自己毕生要走的道路。
反观眼下的辽宁状元，却在面临理想和现实的碰撞时，不得不“回二次炉”、“烧二次灶”，不计时间金钱和精神成本的“重新来过”；而又有多少大学学子，依然不得不硬着头皮学着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念着让自己难过的书？冰山一角下其实有多少这样没有显露的“教育悲情”。高考招生、大学教育改革，急需综合考量、拿出触及根本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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