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滞后放任“马路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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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马路杀手”的产生，近年来有关部门可谓煞费苦心。无纸化电脑答题、红外线桩考仪……然而，再精湛的科技仍须人来掌控，再严格的制度也要人来执行。相关部门及人员的行为失范乃至失职，使看似无懈可击的考试制度形同虚设。
在国内一些大中城市，“飙车”行为日益猖獗，屡禁不止。一些报纸、电视等媒体，导向混乱，还将飙车爱好者请来做访谈节目，大谈飙车心得体验，笑说撞人等事故发生时的心情感受，视之为时尚。再加上一些影视节目的熏陶，罔顾他人死活的“飙车党”有增无减。
家住杭州“飙车”案发生地附近的一位居民说：“我家就住在最靠路边的那幢楼，夜里经常听到‘飙车’的声音，吵得我睡不着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之所以那么多网民关注胡斌的审判，反映出“飙车”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确实民愤极大。杭州知名互联网论坛“19楼”曾在事发后第三天即5月9日发起一项“城市中超速飙车算交通肇事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投票，5天内就有1442名注册网民参与投票，其中选择“危害公共安全罪”为1425人，占98.82%，选择“交通肇事罪”为17人，占1.18%。网民“新鲜绿茶”说，“只有足够沉重的违法代价，才能使那些人不敢为所欲为。”
还有人举出四年前的一个判例，2005年5月，胡华在杭州盗窃窨井盖，还没有造成任何伤亡后果，杭州法院就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三年半有期徒刑。而胡斌“飙车”后果如此严重，获刑却反而更轻。
在汹涌的舆论热潮中，司法部门尤其要头脑冷静，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严格依据法的精神，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公正判决。但是在“立法”上，则一定要充分考虑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形势，最大程度地体现民众意志。
多位专家指出，民意和司法实践的冲突，正凸显了法律滞后的现状。浙江警察学院客座教授、高级工程师宋晓春说，“飙车”行为属严重超速范畴，依法适用于交通肇事罪，如果要增加罪名，需要有明确的法律修改或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否则必须尊重同一类案件在一定的时期、在一定的地域当中所体现的公平性、公正性。
有关专家呼吁，在相关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解释，加强对这一行为的处罚力度。
面对汽车时代频频发生的类似醉酒、超速驾驶导致的事故，解决的根本之道在哪里?司法界人士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同类案件之间可能存在着差别，只能期待通过上位法的修订，或者由最高法院以案例指导的形式，统一各地对类似行为的法律适用，以免造成社会的争议，尤其是强大的“民意审判”极容易引起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发生在杭州、南京、成都等多起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案中，肇事者之前都有违法记录。据了解，胡斌在此次事件之前就发生过超速50%以上的违法行为，而张明宝三年来的交通违法记录约80次。
同济大学交通工程学博士生导师、城市交通专家杨东援说，这几起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的交通事故给我们一个警示——交通高危行为缺乏事先预防机制。超速、醉酒是严重的交通违法，相关车主却往往没有在第一时间受到严惩和教育，只有酿成交通事故后才备受指责。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冬也认为，超速、闯红灯、酒后驾车等是对公共安全威胁最大的交通行为。现代城市交通网络中布满探头，技术手段完备，监控不成问题，但现在有十多次超速记录还可以在大街上“飙车”的案例说明，相关部门存在“执法真空期”。
受访专家提出，需要改变“肇事后再处罚”的传统处理方式，关口前移。世界上很多早已进入汽车时代的国家，对超速等违法行为有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进行制约。比如一旦有交通违法记录，就会影响到个人信用记录、住房贷款、社会福利等一系列的待遇。有的人甚至因为有交通违法记录，找工作都被认为是“不可信任的人”而处处碰壁，难以获得“体面”的工作。
但也有专家指出，法制再健全，还得靠人来执行，关键还要不断提高司机、行人、执法者共同的“交通文明”素质。例如，在一些发达国家，司机大老远看到行人，肯定早早停下来，挥手示意请行人先行。形成这样的交通素养需要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也需要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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