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英语学习让中国学生的课业负担与精神压力雪上加霜。因此，包括高中英语教育与高考英语科目考试改革在内的教改呼声一直很高。其中一种非常响亮的呼声是，彻底废除高考人人必考英语的现有制度，让高校自主决定报考其哪些专业的考生必须要考英语，以及英语必须达到多少分才能被录取。与之对垒的另一种同样也很响亮的呼声是，我们的世界仍然是英语为主的天下，因此高考不能完全取消人人必考英语的制度，只需降低英语高考分值即可。前者可谓激进的“休克疗法”，后者则是较为稳当的改革法。
就实用性而言，绝大多数受教育者在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中着实用不着英语。如果需要英语，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化运作的私人外语培训机构学习、提高，另一方面可以聘请外语翻译人才。而今天的现状却是，因为高考必考英语，所以人人都学英语，结果学校的应试教育让学生英语考试可以考得较高，但却不会或者不能较好地在实际生活中自由地运用。我们经常说的“哑巴英语”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窘状。
进一步而言，高考英语的问题，除了包括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主动改革外，还需要高校的积极配合。而这就需要允许高校自主决定哪些专业的学生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成绩方可被录取。大学的层次不同，对考生的英语分数层级要求也应该是不同的。比如，清华大学的物理学专业和一所地方二本高校的同专业，对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求肯定不能相同。另外，大学即便是对英语有要求，也不能一刀切。事实上，少数考生的英语不行，并不会妨碍其在某个领域取得显著成绩。例如，1917年，在胡适教授的力荐和蔡元培校长的表态支持下，北京大学破格录取了数学0分的罗家伦。1929年，已是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支持破格录取了国文特优、英文满分、数学15分的钱锺书。
由此可见，高考英语改革必须要同时有大学的密切配合。这就一方面要求高考英语尽快成为一种一年多考的社会化等级考试，而非现在这种所有考生都必考的科目，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人才是多样化的，按照英语这样一个绝对的标准去不明智地判别所有人才，显然会埋没少数有特殊天赋的人才。因此，高考英语改革绝不能搞单兵突进——同时迫切需要改变大学判别人才的标准，真正落实大学按照国家《高等教育法》自主选择与录取人才的办学自主权。唯其如此，才能让英语不成为学生的负累，解放学生，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自由发展、个性化发展。
总而言之，高考改革是一项牵涉面非常广泛、难度也非常大的综合性重大教改工程。2016年的北京高考改革，必将为接下来的全国高考改革树立一面鲜艳的旗帜。如今，北京终于在艰难阻碍中率先迈出了高考重大改革的第一步。我们期待这一改革能得到更多人的积极认可和大力支持，以期合力把高考改革得更加完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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